首先，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基础性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从最多时年增加1200万，到2017年减少548万。动态地看，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减变动造成了国民经济运行这样一个较大的转折：即从上年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要求下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到了从上年不断减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要求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也即生产过剩和去产能进入持续的常态化过程中。

比如，我们计算出2007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就业劳动力平均为1.1108万元，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657万，假定失业率为5%，当年新增和实现的消费需求为693.3亿元，为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0.83个百分点；而2016当年居民消费总额∕就业劳动力，平均为3.0587万元，当年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减少的消费需求为1014.11亿元，为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0.42%。如果我们将2012年以来5年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累积，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1796万人，假定五年中平均失业率为5%，因经济主力人口减少2016年损失的消费需求为5219亿元，占2016年居民消费总额的2.15%。从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定理模型看，不包括收入分配差距若不能改变因素，GDP增长速度有从2018年的6.5%左右到2025年减速为4%的下行压力，而2026到2035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将长期徘徊在3%的水平上。

其次，财富和收入差距高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成因。从居民的就业、收入、投资和消费能力及行为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土地、迁移、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体制的严重滞后缓慢，积累了巨额的错过城市化和农村窝积劳动力和人口，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城乡间的差距，在高收者收入边际投资率递增、边际消费率递减和低收入者收入消费率高但收入少的经济机制作用下，也发生了收入差距较大形成的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的放缓。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数据：2016年7.76亿劳动力中，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高达2.15亿人，农民工高达2.82亿人；农业GDP劳动生产率只有2.97万元／人，非农业劳动GDP生产率高达12.13万元／人，后者竟然是前的4.08倍；2016年城镇单位职工年收入66371元，农民工年收入32750元，农业就业劳动力年收入约20000元左右；城镇户籍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人均分别为37884元、22990元和12363元；消费人均支出分别为25382元、17702元和10130元，人均收入消费比率分别为67%、77%和82%。当然，一方面劳动力利用扭曲、房地财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均，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动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数亿人的消费需求还没有达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还对工业化产品有着较强烈的需求，如果能够提高其收入水平，就会扩大巨额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破解生产过剩，延长工业化时间，获得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能。

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研究者，还是要依据于数据，并分析数据之间的关联，去进行较为靠谱的判断。上述这些数据描绘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状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人口生育的行政管制加市场机制的调减作用，还是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不能顺利地退出和迁移，干扰最大的其实是劳动者和人口的收入。因此，虽然问题的状态表现在供给侧的产能过剩方面，而问题的根源却是人口收缩和收入差距造成了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使资本和技术作用越来越大格局下的产出，不能被相应的人口和劳动力保持和获得的收入形成的消费能力所平衡。

（三）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对中国经济收缩的压力

前面已述，中美贸易冲突，美国方面认为，中国过去吸引了美国的制造业，转移了美国的就业岗位，造成了其经济的低迷。因此，需要压缩中国的制造业和就业，通过改变美国逆差过大的贸易格局，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将失去的就业岗位再从中国转移回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重振美国经济。不论程度如何，时间多长，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系列的影响。

首先，对产能、就业及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发生负面影响。提高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将程度不同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拉动，关联地造成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停工停产企业增多，产能更加过剩，迫使制造业企业向其他出口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出口减少，除了影响生产出口品企业压缩劳动力使用外，还涉及相关原料、装备、运输、信贷等等一系列上下游和横向关联企业的工作岗位，就业机会会减少；财政税务部门实际上只有更多地加税，才能保持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以维持行政、公共服务和养老等开支的需要，然而这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关门。

其次，如果突然扩大进口，也将会压缩中国就业的空间。降低进口关税，加大对美国农业、能源和其他产品的进口数量，减少中国产品的出口，从总的宏观经济讲国内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会使目前生产能力更加过剩。而国内外市场需求低迷加重，生产能力开工率下降，劳动力利用机会就会减少。比如农业，本来20亿亩耕地等要素配比的劳动力近2.15亿，冗员实在是太多太多。如果加大农业产品的进口数量，会使目前农业领域中的隐蔽性失业更加严重。再比如能源，美国能源的价格水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将会对国内较高成本的原油生产能力，形成冲击，造成其开工不足，影响石油及其关联产业的就业机会。2017年中国有2.86亿农民工劳动力，每年需要就业的大中专学生1600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制造业产品如果扩大进口，产能全面更加过剩，会影响农业、轻工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建筑安装业（国内中间投入受到影响）的就业岗位，迫使外出农民工回乡，城乡就业机会收缩压力加大。

再次，如果扩大进口，而出口受到影响，将形成国内国民经济通货紧缩压力，而多投资货币，结果可能是滞胀。从宏观经济指标看，近多年，居民消费品价格一直走低，2018年5月价格指数为1.8%；制造业生产者购进价上涨为4.3%，而消费品出厂价涨幅只有0.3%，环比则为0.0%，说明进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消费品出厂价低迷正在侵蚀着企业的利润；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3%，比预期也低了0.2个百分点，增幅比去年4月更是降低了4.5个百分点。在这种局面下，扩大进口，相对减少出口，一方面，价格下降，给城乡居民带来消费成本降低的实惠；另一方面，国内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因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而收缩，因进口扩大和出口相对收缩使供给更加大于需求，导致价格水平更加走低。

第四，如果加大进口，对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形成收缩性影响。进口农业和能源产品，会压低国内农业产品和石油等产品的价格，这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是利好，但是，考虑中国农业劳均农田低下的生产率，产出率不高的老油田，农业和石油领域劳动者的收入会程度不同地降低。出口相对减少的产业领域，除直接出口制造业收缩减人，其关联的供货、包装、运输、其他服务等领域也会减少就业，从而形成出口收缩性关联劳动者的收入减少。进口产品除了直接影响农业和能源等产业职工的就业和收入外，产能向美国的转移，也会导致关联的化肥、水利、石油装备、农产品和油气国内运输和其他配套供应服务领域就业及收入的收缩。这种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相对减少，又影响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收缩，使国内消费需求与物品供给之间更加不平衡。

第五，形成较为紧张的财政收支格局。中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政府主要收入来自于企业，企业税负率高达68%。营改增后，由于产品上下游进货销货之间抵扣紧密，发票管理严格化，过去漏征的网眼漏洞被扎紧和堵塞，加之增值税率世界上水平最高，运行的结果是：实际上并没有减税，一季度GDP增长6.8%，在经济不甚景气的局面下，税收却大幅度增长，1-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同比增长12.2%，其中，国内增值税和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分别了19%和21%。如果扩大进口，相对收缩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市场走低，企业经营困难，高税负不能通过市场需求和价格空间而转移，开工不足、停工停产和关门破产增多，将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从另一方面看，农产品价格降低，将影响2亿多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以及与石油行业及其相关行业有关的近千万劳动力家庭的收入，总的供给过剩也会造成许多失业家庭生活困难，财政在税收和社保收入有收缩压力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农业产品保护价格收购和补贴，石油及其相关行业劳动者家庭生活救助，特别是一些停工重组企业的职工安置，以及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造成的困难家庭的低保，再加上社保资金的筹措和支出，财政收支将会陷入困难。

第六，影响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这样四个方面：一是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形成起伏不定，特别是向下的压力；顺差会程度不同地减少，外汇储备相对会下降，加上进出口的变动，对汇率也会发生影响；如果股市不稳定、换汇需要一定的管制，制造业过剩而投资难以进入，则居民投资领域将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加上地方政府垄断饥饿供地，房价上涨波动的压力将增大，而通货紧缩形成的流动性不足则又使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处于紧张状态，居民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会对按揭月供能力有所波及。因此，房地产领域的不确定性和波动风险也加大。二是产能过剩加大，开工率不足，一些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和向资本市场发债，还本付息和兑付违约会增加，双方的债权和负债资产质量就会下降，不良资产比率就会上升。三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因过剩而下行压力加大，国民经济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也会降低，负债和债权的关系和资产质量情况可能会步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的境地。四是周边安全形势不稳定，特别是台海、南海如果管控不力，擦枪走火，也会影响中美各自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涉及各自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对全球金融体系都会形成大的影响。而未来养老金由于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严峻，加之覆盖面不全、社保积累起步晚、逐步均等化压力大等因素，使我们在平衡债务、降低杠杆，稳定金融体系方面，回旋的财力余地有限。

当然，中美贸易冲突，或者双方非合作博弈，相互提高减税，或者合作博弈，中方相对减少出口，美方扩大进口，对于中国国内经济也有利好的一面：（1）合作博弈。一是由于供给品的国内外竞争，关税水平降低，居民消费的价格下降、品种增多、质量提高，以满足人民日益多样的生活需要；二是更多、更便宜和质量更好的国外商品的进入，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产品质量和性能，都是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使国内厂家加快技术进步、降低各种成本、提高产品档次，面临着新的机遇。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看，越是被政府保护和政策支持的产业，其中相当多的越落后；越是开放和竞争，政府不保护，也没有政策倾斜的产业，也有不少成功发展的案例。（2）非合作博弈。加快改革自身改革步伐，实施突破性的改革，千方百计扩大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他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平衡冲击造成的严重过剩；更大力度的改革，自主创新，加快技术的进步。

小结这部分，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自己应对中美贸易冲突自身的体力，也要预判美国对中国一系列的博弈举措会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此为据来考虑应对的重点和思路。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