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代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使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通过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当代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家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然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多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更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在中国看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但不见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尽管这种线性历史观是否确切是有争论的，但这种或者其他的分类，的确表明西方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而经济的变化又导致政治的变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说，这五种社会形态也是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

中国数千年历史，经济是否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描述一样在发展。尽管近代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这么认为。马克思之前，德国哲学界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主要是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恒定性，即数千年没有结构性变化。西方学者从古代开始就把中国社会视为“水利社会”；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称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质变还是量变呢？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变化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企业家仍然鲜有。

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仍然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没有使命感，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

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家拥有政治社会的抱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企业家不得不转向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此外，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缺失，更遏止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

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难的难题之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