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进行举世瞩目的会晤，会前一波三折，尤其近几个星期各种传闻不断，包括传出韩国总统文在寅，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中领导人可能共聚狮城。

但中国在6月9日和10日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领导人得在青岛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也是其新任期开始的）首次访华，不可能赶来参与特金会，更何况来了有沦为配角之虞。加上5月27日文在寅表示：“如果美朝首脑会晤成功，期待美朝韩三方首脑可以会晤来促进终战宣言的达成”，引发了中国可能在特金会后被边缘化的猜测。

本月4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针对文在寅的讲话，发表题为《没有中国，半岛终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的评论文章，指出朝鲜战争（又称韩战）在1953年7月27日由同一阵营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敌对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签署的《板门店停战协定》，并非和平条约。因此朝韩仍处于战争状态，而停战协定明确规定“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正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级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代替前，一直有效。”

由于中国参与制定停战协定中包括划分军事分界线的所有条款；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美朝或美朝韩三方签署的终战宣言，无法从技术层面取代《停战协定》，随时可以被推翻。如果要签和平条约，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并签字才有效。所以，对于“半岛终战宣言，中国被爆出局”的猜想，《环》文霸气地表示：“对不起，我们一直是局内人。”

学界对于1950年韩战爆发原因长期有一种看法：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未知会毛泽东就发动南侵，导致美国出手援救李承晚政权而兵临中朝边界，中共被动被迫参战。但近年来中国学者根据较新史料研究发现，中共虽未参与朝鲜战争的准备和爆发，也算是“部分知情者”。

张历历在《中国外交简史》（1949—2014）中指出，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1月就考虑到美国直接出兵介入国共内战的可能性，该年5月曾指示解放军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从东北亚方向的干涉。徐泽荣在《抗美援朝决策真解》中指出，中共早在韩战爆发的半年前、即1950年初就调集七个师（8万到9万人）到东北， 并在参战的两个月前就为出兵制定了战争预算。中共主动干预韩战有其自身目标——让苏联协助解放军迅速现代化及获取苏联大量经济援助。

中朝关系研究权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在其新书《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中指出，由于斯大林为避免苏联与美国直接交战，只答应出动空军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服参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取得了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但在战争期间，中朝两国领导层就联军统一指挥权和朝鲜境内铁路的管理问题，发生严重歧见和冲突，需要斯大林居中协调，在金日成心中种下阴影。停战后，金日成开始整肃党内异己派系，以巩固其个人权力地位，1956年大量“延安派”干部逃回中国，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金日成更利用中苏关系恶化和紧张对立而左右逢源，两头获利。

沈志华分析指出，毛泽东在处理中朝关系的出发点，表面上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内核却是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观念，把朝鲜等周边（尤其是东亚）国家视为同一阵线或联盟中的被领导者，试图打造一个革命的“天朝”；金日成一生奋斗的目标，则是追求朝鲜的独立地位和个人（及其家族）的专制统治。

因此，中朝之间存有潜在矛盾，时时发酵。冷战时期为了应对美国的围堵，中国需要朝鲜成为东北亚的战略缓冲地带，而朝鲜也需要中国成为自己的“大后方”，但双方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当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中朝同盟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就出现裂痕。在更深层次上，中朝关系和中苏关系一样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即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为基础，但这种特殊关系并非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