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若问中国人John Leighton Stuart是谁，能回答出来的估计不会太多；但若问是否听说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点头的人或许会很多。对，他就是出生在中国杭州、首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而是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中共发出了愿意直接接触的信号。中共于是派出原燕大学生、时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与之进行了首次试探性会面。

从5月13日首次会晤至8月2日最终启程返美，司徒雷登与黄华一共密谈了四次，还派自己的秘书与黄见面五次。大使虽然明确表示“华府无意卷入中国内战，并打算逐步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但双方都在试探对方高层的真实意图，因此措辞口吻都相当谨慎。

司徒雷登这一秘密外交使命的根本目的，是要从中共方面取得“新政权不会与美国为敌”的保证，以此作为考虑与中共建立新关系的基础。他还询问是否可以在他回国述职前，假道北平与周恩来会面，中共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安排。

可是，该方案最终遭到美国务院的否决。司徒雷登于8月2日离开南京返美，中美密谈也由此无果而终。8月8日，毛泽东写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

十字路口的抉择：“同”与“不同”

后来担任过中国外长的黄华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周恩来当年透露过的一个细节：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向中共转达过以下口信，说如果新政权愿在美苏之间采取中间立场，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愿一次性给予新中国5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其重建经济。

这一切最后当然都未发生，但如果相比1950年中苏结盟之初，苏联对华提供的援助贷款仅为3亿元，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和中美恢复邦交的历史逆转，有学者提出，中共当时作出的所谓“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是否是最佳选择？

今天的平壤政权也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同志加兄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另一边是国际头号强权美国“宿敌”。朝鲜和中国同志的关系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暗中紧张与不和谐，最近才有了明显的缓和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自韩战以来则长期敌对，最近双方才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老特朗普向小金正恩表示，只要你彻底弃核，我一定为你“提供安全保障”，让朝鲜成为“非常富裕的国家”。明眼人一看便知，特朗普是投金正恩所好，因为这两点恰恰是平壤政府的最大关切所在。

作历史比较，很难找出两个完全匹配的案例。但这不等于历史事件彼此没有任何可比性。相反，我们从“今天”中往往能找到不少“昨天”的影子。

就自身地位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1949年夏的中共与2018年的朝鲜既有诸多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有若干类似之处：譬如，朝鲜目前只占半岛的一半，中共当年也才夺取了半壁江山；不同的是，中共尚处内战之中，并未建国，而朝鲜作为国体已存在70年。

从态势上看，中共当时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取得了南京，最终胜利几成定局；国际上，背后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对西方的大门也并未完全关闭。再看今天的朝鲜：在内闭关自守，家族统治；在外相当孤立，外交余地较小；常年推行“先军政治”导致民穷财尽，国势趋下。

另一个雷同之处是，对当年的中共和眼下的朝鲜而言，美方的援助表示的确也给两者提供了能够“少一个敌人”的机遇。但不同的是，华盛顿当年所展示的“善意”，是对胜券在握的中共的某种承认和期许，以及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失望和厌恶；今天的平壤则是特朗普用来对付中国的一张牌，和向国内民众展示其手腕的场域。

从国际环境看，两者亦有类似之处：无论是当年的中共还是今天的朝鲜，背后都有一个比较强大和坚定的支持者（苏联挺中国，中国挺朝鲜），而这两个后盾对受援者（当年的中共和今日之朝鲜）的战略诉求雷同，即，让其成为自己与战略对手（美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