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不存在风险和挑战。事实上，虽然不必夸张性地担心中美陷入冷战式的较量，但中国自身实力迅速增长，加上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这两大因素，导致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因为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具有压倒性和几乎全方位的比较优势，因而在二战以后的新国际秩序中能够以贸易和发展的名义，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等开放”有所容忍，比如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更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外来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限制），但如今它们觉得不能再对中国有此等容忍，坚持要求中国“对等开放”，否则就要高筑自身的贸易壁垒限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第二，一些本应该是暂时的现象，却被媒体和政客鼓吹称“模式之争”，从而影响一些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政策。这其中最显著的领域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态度。中国国企的发展，如今在国际上经常被被煽风点火地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全然由政府掌控、不遵照市场规律和专搞不正当竞争的经济实体。在此基础上，中国仍在探索路上的经济建设，被面谱化为完全政府主导、由国有企业操作的“中国模式”。

这种说法至少忽视了三个事实：中国经济改革的大目标是建立高层次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异常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使国企成为市场化运营的主体。但是，在西方甚嚣尘上的“模式之争”，已经导致欧美一些政府对跨国收购和经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实施歧视性政策，采取了“将企业行为政府化”（即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行为视为政府行为）和“视所有权同一化”（将所有的中国国企都视为同一家企业）。这种看法和随之衍生的政策，可能构成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经营的体系性障碍。

第三，一些外国的政策精英可能把对中国崛起的敌意和冷战思维，自发或自觉地融入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无论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之争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国际权力博弈的角度，这样做都是正确的。需要警惕的是，在中国的民族复兴被当做正常事件接受之前，这种心态的西方政策精英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于这些风险，中国无从回避，要做的只能是积极应对，而应对的原则，在笔者看来，需要把握两个字：一是“直”，二是“诚”。

所谓“直”，是指要以堂堂正正的大国态度来面对不友善和对抗性的政策和措施，坚持原则，有理有节，该回击的要回击，该化解的要化解。所谓“诚”，是指在中国自身的建设问题上，要积极进行市场化改革，使所有的企业都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并大力推进外贸外资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化，捍卫全球化和国际通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使其他国家最终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国际社会的异类，而是当今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美两国各自的繁荣，是以对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前提的；摧毁了对方，最终牺牲的也是本国的经济和民生。换言之，中美之间“冷战”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存在，任何一方要发动这样的冷战，最终是无利可图，形同自杀。间歇发生的贸易摩擦（时不时被称为“贸易战”），其实反倒是经济联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和平博弈和沟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