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提出的时节，正是国际局势进入大变动之际，这在过去两年以来表现尤其明显。在亚太地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所作所为，将美国与众多国家的关系带入了一个不确定性极大的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中美关系这一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可能标志着中美之间“新冷战”的到来。

假设真是如此，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家建设的新时代，在外部环境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险恶时期，因为“冷战”必然意味着对立的双方要使用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比重的资源来削弱对方，而不是凝聚于本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必然是中美两国国运的悲哀，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不祥之兆。

然而，“新冷战”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警醒效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却并不会成为现实，也不会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要具备定力，不能产生误判，否则就容易自行陷入“冷战思维”，反倒可能为国家的发展壮大自设陷阱。这一判断基于如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冷战发生的一个根本条件是，对立的美苏两极处在两个不同的秩序体系之中。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物理和“精神”（意识形态上）上均属于两个世界，建立了两套并行的国际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大体上，两个阵营对彼此只有威胁，而互利的价值则付之阙如，所以在寻求消灭对方阵营时，各方并无多少顾忌，最后达成的“冷战”局面，成为无法除掉对方后不得已的选择。但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完全不是这种局面。

事实上，中美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情况，大概是有史以来程度最高的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美国是中国顺差最大来源国，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事实，虽然今天成为两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它首先表明的是中美两国之间无比密切的经济关系。

换言之，中美两国各自的繁荣，是以对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前提的；摧毁了对方，最终牺牲的也是本国的经济和民生。换言之，中美之间“冷战”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存在，任何一方要发动这样的冷战，最终是无利可图，形同自杀。

间歇发生的贸易摩擦（时不时被称为“贸易战”），其实反倒是经济联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和平博弈和沟通的方式。历史上从未有大国之间经由“贸易战”直接导致冷战或热战的事实，而冷战的对手之间，却其实也并没有物质条件，搞什么有规模意义的“贸易战”。

第二，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在总体上是有利于中美的和平共处和各自发展的，虽然中美双方目前对这一秩序的某些方面都有所不满意，但双方都不会真的抛弃这一秩序。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建立者。二战之后，虽然美国经常奉行单边主义，但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基本上能维护以非歧视待遇为基础的多边规则体系。另外一方面，美国自身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也是被这个国际秩序所定义的。尽管美国的总体实力仍是世界第一，但仅凭单打独斗，是无法挣来它在国际体系中盘踞多年的领导地位。

没有这个国际秩序，美国最多是一个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强大一些的国家而已，而无法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导者，并因此获得与其国力不成比例的收益。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展现了相当强的背离这一秩序的倾向，但这些只是“撒娇式”的表象和讨价还价的手段，美国不会自动放弃因为这个秩序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的。

从中国的角度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动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如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表明，中国无意挑战国际秩序，反倒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只要中美都共处于当代国际秩序之内，就没有进行“冷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