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很快，软实力则需要很长一个时期来积累。从中、近期来看，软实力冷战的前瞻对中国相当不利。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近来有急剧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不是短期的，而是建立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的基本判断之上，因而可能是长期的、涉及面广泛的。

2017年11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发起了针对中国“不公正贸易行为”的“301调查”和“232调查”。美国认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离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远，同意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战略错误。在中国，一个普遍的感觉是美国要对中国翻脸了，各方面正准备应对中美关系恶化可能造成的对经济贸易的影响。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主导经济政策的刘鹤，被匆忙派遣到华盛顿去缓和形势、避免冲突，结果无功而返。

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性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2018年1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则宣称美国要恢复军事竞争优势，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这两份战略报告发表演讲，明确宣布美国已进入“竞争新时代”“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并要将大国竞争环境下的“战争准备”作为防务政策的“优先关切”。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2018年2月3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认为中国的威胁不止是来源于整个政府的，而且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威胁”；因此，美国的应对方式也应该是“全社会的”。眼下，一场关于“锐实力”的讨论甚嚣尘上，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公开指责中国干涉它们的内政；美国有一些政客和学界人士也对孔子学院喊打。和以往不一样，这一轮对阵远远超出经贸关系，涉及军事、文化教育、科研和学术交流等等领域。是什么触动了西方国家的神经呢？

早在201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争议。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末日就要来临，给出的理由包括中领导人的大规模集权和管控，给已经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其接近崩溃边缘；中共意识形态的回归造成了资本和中产阶级的外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思想和舆论的控制和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显示出政权的脆弱；中共党内虚伪成风，腐败深入骨髓，权争激烈；在人权、法治、宪政上大开历史倒车，政治改革缺位，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等。

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反映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美国价值观取向，他所得出的结论更多出于主观愿望而非客观分析。其结论可置疑，但反映出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一种真实而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正在和这个力量相碰撞。沈大伟的观察正在被西方国家所广泛接受，它们新得出的基本判断是：西方通过接纳中国，促进中国发展来改变中国的战略失败了；中国未必即将崩溃，但它仍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国家，是一个和西方理念、价值观不相容的异类，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一大威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种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界的对抗是冷战的标志。人们常用修昔底德陷阱来研究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但中美之争远远超出了力量对比的范畴。它涵盖了三个层面：硬实力、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修昔底德陷阱只体现在硬实力层面，而这个层面是最安全的——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拥有能够摧毁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球化条件下，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使两国间的大规模战争不可想象。这和冷战时期，美苏各自领导一个国际体系相对抗的格局有本质的不同。此番对立的根源更多来自另外两个层面。

异质文化的对立

先看文化文明层面。修昔底德陷阱在历史上和理论渊源上，都发生在同一文明传统中。雅典和斯巴达同属古希腊文明，近代历史上的大国兴替都以资本主义扩张为背景，并且都发生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德、俄等；唯一的一个非西方的列强日本，也经历了一个“脱亚入欧”、企图脱胎换骨的过程。

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霸权和平交接，发生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非常接近，历史渊源很深的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探索冲突根源的主要理论工具之一。大量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似乎也给这个理论提供了依据。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冲突更加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