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中国对于改变原有仅承认朝鲜为代表朝鲜半岛的合法国家的立场，转变为同时承认朝鲜和韩国的政策高度谨慎。1990年9月，苏联正式宣布要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对于中韩关系的立场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第二，中国开始中韩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始终注意平衡与朝鲜的传统关系。1991年1月份，苏联要求结束原来的苏联朝鲜优惠贸易，随后朝鲜从苏联的进口剧减，1991年从苏联进口的能源比1990年减少了75%。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济州岛，表示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无法继续单方面承认朝鲜的政策。

同年5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朝鲜后，朝鲜宣布接受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方案，这意味着金日成放弃了多年以来的立场。1991年10月，邓小平和江泽民共同热情接待了金日成访华，据吴建民大使的著作中回忆，邓小平向客人提及任何同盟都是靠不住的表态。与此同时，中韩关系正常化则在低调和保密中进行。1992年，中国又派出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杨白冰访问朝鲜做说服工作。

据钱其琛回忆录《外交十记》记载，1992年夏天，就在中国宣布中韩建交前，中央派遣钱其琛专程访问朝鲜，向金日成当面说明。尽管朝方不高兴，但由于之前两年的谨慎平衡密集的外交准备，朝方是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现实。这与1990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内泽访问朝鲜后不久，立即宣布苏韩建交的做法完全不同。另外，1991年苏联－朝鲜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到期（俄罗斯没有宣布自动更新，1994年宣布无效），但中国对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没未明确表态。

中韩建交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政策改变是渐进式和平衡的，与苏联的激进式外交政策转变迥然不同。尽管清楚中韩建交是大势所趋，但是在推进方式上首先等待苏联态度的变化，随后积极促成朝鲜接受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确立了韩国的国际法主权国家地位，再密集进行中朝高层互动给朝方心理准备，让朝鲜认识到这样的结果不是中国背叛中朝关系，而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中韩建交可以说是中国战后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可以说中国通过精细的外交，实现了政策转型和对中朝关系负面影响最小化的平衡。

朝鲜核试验背景下的中朝关系

2006年10月3日，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后，中国对于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开始逐步公开批评并且制裁，但是中国的制裁始终坚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内进行，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共识的行为，与美国单方面通过国内立法进行“长臂管辖”方式根本不同。中国对朝制裁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都是在联合国决议框架下实施，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让世界产生中国与美国利用朝鲜问题作秘密外交交易的误解，另一方面也为朝鲜问题解决，需要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定下基调。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反对针对朝鲜的公海上的检查。尽管朝鲜对联合国决议很不满，对中国也不点名的批评，但朝鲜至今也没有威胁过要退出联合国。这说明朝鲜对于联合国成员国这个国际承认，仍然很在意，同时也没有公开与中国展示关系破裂。

2009年至2011年朝鲜权力交接期间，戴秉国在其《战略对话》的回忆录中，提及中方处理金正日逝世的总目标，就是争取朝鲜政权平稳过渡，确保半岛局势稳定，可以说朝鲜现领导层应该很清楚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2013年后，朝鲜极大地加大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进度。随着联合国决议的升级，中国对朝制裁也日趋严格，一个时期有不少的西方的观察者认为，由于朝鲜最近的导弹和核武器开发，中朝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北京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对朝政策。

但是，上述历史告诉我们，中朝关系往往具有热冷周期性循环，中朝双方都很清楚地有保底的思想，即不能够任由中朝关系朝着持续滑坡跌入恶化的境地。无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朝鲜来说，中朝关系的公开破裂，都意味着对于另一方的潜在影响力的消失。这种保底思维也成为中朝关系终归会从冷回暖的保证，成为双方最基本互信的来源。

从上述历史回顾来看，中朝关系的本质要远比我们一般想象的来得更深，传统友谊这四个字的定位也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而是含有深刻内涵的历史总结。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