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层面，“牧民”体现在产生于欧洲的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是必然的产物。人类不平等历史上从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急剧地加深了人类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的程度超出了人类可以承受的时候，就有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需求。产生于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第一个人类社会保障制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德国政府而言，这一社会保障制度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劳工的权利，倒不如说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作。

之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有了全新的“思想”，即社会保障是人的权利，并且是天赋权利。因此，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并非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逻辑。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争取各种社会保障还是更短的工作权利，都属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思想。

不过，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接近过“理想的”“牧民社会”。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致的。第一，权利概念已经深入平民的人心。在发达国家，尽管福利社会负担沉重，成本极高，但没有人会有“去掉”福利社会的想法。即使是福利社会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充其量是要减少福利。福利社会的支持者当然继续要求着更多的福利。而更多的人则思考着如何改善福利制度，使得这一制度变得更可持续一些。第二，技术手段所提供的可能性。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的发展正在急剧改变资本和劳工的关系。这些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减少就业，另一方面制造巨量的财富。

今天的技术手段使得掌握或者掌管这些技术的群体，在不需要大量人工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这使得这个群体具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劳工群体实现其“权利”的要求，例如更短的工作时间。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牧民社会”的雏形。一些国家开始实验把工作和薪水分离开来的制度，即使不工作，每一个公民也都可以领一份工资。这是个全新的“思想”。工资是工作的产物，没有工作便没有工资。现在，既然不工作也能领工资，这便是典型的“牧民社会”。

无意识地乐意受监视

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牧民社会”在缓解甚至解决数字上的人类不平等的同时，更在加剧着人类社会在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并且是更大的不平等。近年来，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又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恐惧于这种“监视社会”的崛起，使得人类完全失去了自由。不过，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社会已经远远超越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了。

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还是政治权力所为，在被统治者中间存在着“抵抗意识”。但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说，平民的所需、所想、所为都是资本或者权力“程序设计”的结果。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更文明、更软性的手段，普通民众不仅仅没有感觉得到其“强迫性”，更是“无意识地”、非常乐意地接受。

更为严重的是，当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被强加”的意识。在“监视”转化成为“自我监视”的情况下，“牧民”的成本越来越低，“牧民社会”也越来越具有可能性。

世界范围内，“牧民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的表现形态也必然不同。在那些资本占主导的社会，普通民众或许仍然拥有一定的“自治空间”。这种空间既来自民主制度，也来自资本之间的竞争。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政府权力的基础是民众的选票。

人们可以假定，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一方面要依靠资本进行“牧民”，另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的本质是有意识的，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来抵抗“牧民社会”。资本的竞争更为重要。只要资本是多元的，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而竞争也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这种互相制约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定的自治空间。

而在那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的社会，情况则会很糟糕。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一体化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会趋向于零。因此，“牧民社会”很可能演变成为非常典型的“圈养社会”。整个社会犹如一个“羊圈”，人们可以安稳地生活在这个“羊圈”之内，并且时时刻刻地受“监视”，一旦越出“羊圈”就会招来政府的干预，受到惩罚。

互联网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明，在各个方面改写着人类的历史。这样一种“牧民社会”一旦形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是人类的解放、权利的获得？还是人类的高级奴役和权利的丧失？人们已经在体验着这种社会，但还没有开始思考和反思这种社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