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商与中国政治与史上的政商关系

时间:2018-04-03 09:2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中国高层自中共十九大前开始,延续至今的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整顿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被人们视为“大鳄”的企业或企业家。如果说十八大之后政治领域反腐败运动重点在“官”,那十九大前后反腐败重点已经覆盖经济领域的“商”。正如政治领域反腐败重点在于反政治寡头(或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经济领域反腐败的重点也在于反经济寡头,尤其是那些由政商不分所导致的经济寡头。

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腐败,还是经济领域的腐败,两者具有共同的根源,即社会的急剧商业化。中国数千年为农业文明。尽管一些朝代商业也兴盛,但没能发展成近代商业社会。直到改革开放,由于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才进入真正的商业社会。

商业社会对商、对政治、对商与政治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业社会导致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不同的利益须反映到党和政府的政治过程中。但如何反映到制度层面呢?这就是党内民主的内容。但因为对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如何进行缺乏经验,很快就出现西方化的趋势,即以单纯的“票决”来决定党内权力分配。党内“票决制”实行没有多少年,很快就出现了政治寡头,党内民主也开始向寡头政治演变。这就是政治领域反寡头的背景。

经济领域寡头的产生逻辑是一样的。如同西方商业社会的早期,经济领域实行的往往是“先发展后规制”的原则。房地产、金融等所有领域都是如此。因为毫无规制,这些领域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这就使得这些领域很快就出现了“寡头”。“自由放任”导致寡头,这一点中西方没有什么不同,是普遍的经济规律。

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所出现的问题。经济领域反腐败、反寡头,西方也发生过。经济领域的反腐败和反寡头也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因为不同时代会出现不同的腐败和寡头。在西方,反腐败、反寡头之后,落实到制度上就是现代规制型国家的产生。

总体上说,不同的文明会产生不同的规制。一种规制如果不能同本身的传统文化相吻合,其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其成功的可能性。或者说,现代化的规制要考量自身文明的特点,用中国官方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就政商关系而言,中国文明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简单地说,中国文明有两个既优秀又具有现代性的传统,即“政教分离”和“政商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不是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就“政商分离”来说,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处于最底层。当然,这不是说商最不重要。商是掌握财富的。就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来说,次序便是士商农工,商仅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农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很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导阶级”,但数千年里,农是最底层、最辛苦的阶层。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只不过是历代统治者对农业文明的认同,或者“重农主义”。

在实际操作层面,商不能直接转变成士,钱不能直接转变成权,尤其是商的意识不能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商人也有被皇帝录用从政的,尤其在早期。例如汉代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其中桑弘羊历来就视为是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大臣。当然,皇帝使用商人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并不是他们作为商人的意识。桑弘羊等人所实施的政策是反商人的,与商人企业家争利。一些朝代对官位也有买卖发生,商人是“收购”这些职位的主体,但大多数是一些不重要的职位。皇朝这样做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担任那些买卖官职的商人也会被同僚(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看不起。

但是,朝廷也提供社会空间给商这个群体,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这里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一些有才干的大商人直接为皇权服务,为皇帝或家族“打工”。传统上,皇帝的财库和政府的财库是分开来的,皇家拥有很多企业。经营和打理这些企业的往往是商人。为皇帝或皇族直接提供服务的商人当然能够享受“皇恩”,产生不小的经济甚至政治影响力。

第二,容许商人的下一代参加科举考试,鼓励他们用财富来为皇朝培养人才。皇朝对商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很不放心。一个方式是容许商人购买土地,商是可以流动的,但土地是不动的。商人购买土地之后,皇朝就比较放心,因为原则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皇朝也不容许商人购买太多的土地,因为这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但对商人投资下一代,皇朝则是乐意看到的。历史上,在一些富裕的地方,商人家庭甚至比士家庭培养了更多的士。

第三,商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地方上的慈善社会服务基本上由商人提供,或士商合作提供。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传统数千年的政商关系不能说不成功。商从来没有挑战过皇权,而皇权一直能够维持其对商的有效统治。当然,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商关系非常不成功,甚至是大失败。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很多,政商关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关系维持了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扼杀了企业家的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和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是有关联的。在西方,企业家精神(无论在马克思意义上还是在熊皮特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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