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将朝鲜问题主要看成是美朝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认为朝鲜在冷战后美国中心的国际格局压力下，最终必然走向改革开放，即“靠美国”实现朝鲜转型以及中朝关系朝着“正常国家关系”转型。另一方面，中国又试图通过同朝鲜维持一定的“特殊联系”以保持影响力，为将来中国减少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保持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美”的潜在杠杆。

上述“靠美制美”为特点的“美国中心思维”，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朝政策上采取了不明确承认同盟、不废除同盟条约、不经济支援、不支持经济制裁、不支持联合国讨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低风险，低介入的方式，以最低成本试图获取朝鲜转型和半岛稳定、中美关系杠杆的多重利益的政策逻辑。尽管中国从一开始就同意朝鲜半岛无核化，但这并不是中国关心的重点。

对于朝鲜的核计划，中国同样基于美国单极世界的认知基础上，认为这是朝鲜为了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不认为朝鲜有这个能力。1994年，美朝之间达成框架协定，解决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更加深中国认为朝鲜问题的核心是美朝关系的认知；90年代中国主要扮演一个消极的现状维持者的角色。

进入2000年后，第二次朝鲜半岛危机出现，也正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处于顶峰时期，中国主要担心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类似于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导致半岛局势失控，殃及东北亚和中国。2003年开始，中国转变政策，积极进行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斡旋外交。尽管中国对于朝鲜的行为不满意，但认为问题主要在美国一方而非朝鲜的基本逻辑没有变。

中国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威胁到国际战略稳定，而朝鲜问题正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因而，中国对于六方会谈的基本期待，第一是促成美朝直接会谈，第二是让美国改变和缓和对朝态度，第三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定程度的中美协调，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中国在2003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政策的“有限主动”，从本质上没有摆脱90年代的基本逻辑，即专注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地区战略的变化，来决定自身的朝鲜政策的模式，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国单边主义，而不是让朝鲜无核化；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以及维持半岛现状，仍然是基本考量。

2006年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朝问题大争论。但很快的，美国中心思维占据了主流，即认为核试验与否，中国都认为主要问题在美国那边，中国没有必要去画什么红线，也没有把无核化看成是核心利益。朝鲜核试验对中国影响不大，美国责任更大。

随后几年，朝鲜进入了继位政治的特殊时期，中国担心外部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会对朝鲜内部权力交接产生不稳定因素；而朝鲜内部稳定被等同于东北亚局势的稳定。金正日在去世前一两年密集访问中国，展示对经济改革的兴趣，似乎也让中国对新领导人有期待。可能正是抓住了中国把朝核问题主要看成美国的问题，以及维护朝鲜稳定看成是自身的稳定的思维，朝鲜自身政治经济的脆弱，反而被作为与中国博弈的工具。

由于中国的美国中心思维和利益排序不清，中国不仅没有说服朝鲜弃核，反而似乎相信朝鲜的逻辑，即美国不放弃敌视政策，朝鲜不可能改革和发展经济，而内部不稳定会带来转型、半岛无核化都不能实现，崩溃不仅带来难民，还会导致美国军事力量逼近中国。朝鲜成了中国不能够被抛弃的包袱，即中国在战略上某种程度上被挟持，中朝关系也变成了表面上朝鲜单方面依存中国，而实质上中国被迫反依存朝鲜的奇异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金正恩要与特朗普谈判，可以无视中国存在的现象。

无论美朝关系解冻会走多远，中国需要让朝鲜明白，中国的朝鲜政策不是依附于中美关系的，这是破局之关键。中朝关系转型不可能低成本实现多收益，不可能没有痛苦，对于利益诉求需要有取舍和排序，而无核化应该成为最优先事项。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