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日前读了郑永年教授于2月20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文中所列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农村衰败、强人治村、村民自治权流于形式等，我深表赞同；但是对于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我却不敢苟同。

郑教授提到，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于“集体组织”。此外，和村民自治制度相关，农民也享有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不过，所有这些权利仅仅是文字而已。也可以这么反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存在，农村的现状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严峻？“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为农村强人土地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并非农民的所有权。

农村中的“集体组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但是农民个体享受“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事实上，“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最大一项权利，就是农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权利的存在，使农民可以以零成本取得宅基地，并建造自己的房屋。这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另外，“集体组织成员权”并不妨碍农民求学、工作、迁徙。剥夺农民享受一篮子权利的实际上是户籍制度。

村民自治权流于形式这一点都不假。但是，如果要把农民的自治权利没有被实现，和农村的衰败现状画上等号，这未免太过牵强。很简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中国的大学应该是最衰败的一个场所，因为大家都知道“村长大家选，校长从天降”。再者，城市居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吗？再放大到全国，宪法规定的很多公民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也仅是文字上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农民的权利没有被实现，只是中国没有实行依法治国在农村地区的表现形式而已。脱离国家层面的公民权利的实现，农民的各种自治权利的实现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理，“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也只不过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地区的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层的企业；城市的土地实际上也是政府及其主要管理者的土地。因此这也不是导致农村衰败的原因。

郑教授还说，农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第二，容许城市中产阶级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

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能否给农民带来实现权利的可能性，要分两种情况来说。第一种，宅基地使用权免费变为真正的所有权。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农民依靠“集体组织成员权”零成本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现在这个零成本的使用权变成了所有权，零成本真正拥有宅基地，权利当然实现了；第二种，农民出钱购买本来可以无偿使用的宅基地的所有权，这种情况下场景就不全是那么美好了。那些农村的有权有钱者甚至是地痞流氓，还有那些想要出售自己宅基地的农民的权利都可以实现，因为前者可以取得多处宅基地，而后者也可以将仅有的宅基地变现。但是那些不打算出售或者不能出售自己宅基地的普通农民，还要为此付出一笔钱。权利不仅没有实现，反而生活更加拮据。毫无疑问，这部分农民恰恰是农村中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