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家所强调的“实录”传统正在消失，近代以来的史变成“重评论、少实录”。更为重要的是，评论中国历史本身的不再是传统的“经”，而是从外国进口的“经”，即各种“主义”。

传统上“经史”具有一致性，但近代以来“经史”脱节。这种以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为先导的方法很难解释中国历史。直到今天，连清史还没有写出来。清史没有写出来并不是事实是否清楚，而是政治立场问题。民国完成的《清史稿》被视为有很多事实错误。但如果只是事实错误，并不难纠正。真正影响清史写作的显然是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深。这个事实也表明写中国历史必须考虑到西方的因素。不过，如果是着眼于事实的，这个历史也并不难写。只有在事实层面，人们才能达到共识，而共识是写史的基础。

西方史学也有其优势，各种现代史学方法帮助人们多方面地思考和分析历史，也可以从各种分析中得到有意义的启发。用各种科学方法来解释历史，这和中国的传统也不是那么冲突的。例如，中国的考据学传统也是力求从多方面接近和还源历史的事实。

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史学界

但很显然，影响中国史学界走上歧途的并非这些科学方法，而是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把重点放在政治意识形态，历史事实就变得不重要了，而解释和评介变成了历史的主体。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借古讽今”的传统，但现在的“借古讽今”的方法和传统的已经大相径庭了。传统上的“借古讽今”就是“以史为鉴”和“以史为镜”，类似英国的不成文法传统，从过去的案例来观照现实。而现在的“借古讽今”已经俨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前代史写不出来，当代史更难写。因为过近，人们就很难对某一事实或者人物下一个结论，或者下一个公正的结论。政治人物因为有政治需要，需要对发生的事实或者过往人物做一评论，即“盖棺定论”。但即使是这样，也必须做得非常公正。

这一点表现在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上。邓小平是极具智慧的，他不仅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区分开来，而且把毛泽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为也区分开来。对邓小平来说，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整个共产党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无疑是主要的，但也加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的思想。

而毛泽东作为一个凡人，犯错误也在所难免。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一生的功劳，而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加以否定了。不过，即使这样，邓小平也并没有把文化大革命归之于毛泽东一人。

如果政治人物有政治的需要，史学界则应当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过，很遗憾的是，这种传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举一直具有非常敏感性的文革研究来说，当代的学者（包括史学领域）最热衷的就是评介“文革”，纠缠在无休止的“否定”和“肯定”的争论之中。如果是向传统那样，“重实录、少评介”，研究者势必获得更多的文革研究空间。但如果是“重评介、少实录”，或者寻找“实录”就是为了“评介”，文革研究势必和现实政治发生冲突，而这势必缩小研究者的空间。

前段时间发生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有关文革内容的事件，不能不说令人遗憾。如同传统史家所相信的，很多东西让历史去做结论，今天的研究者不必那么着急跟着政治人物给历史下结论。跟着政治人物对历史下结论无疑放弃了自己的“史权”，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变成了政治的附属物。尤其是对文革，既然邓小平这一代政治人物已经下了一个“集体的结论”，为什么现在急着要改变这个结论呢？即使政治人物需要，但研究者并不需要。

鉴于历史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史必须延续。而今天的“史”的局面很不乐观。除了各种不同的基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意见之外，“实录”正在消失。而这种“实录”传统的消失的后果，远比不同意见的消失更为严峻。

在明史之后已无“史”的今天，如何延续“实录”传统较之任何意见更为重要。在任何文明和国家，“史”（或者广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但紧张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的冲突。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很多好的传统，正因为这些好的传统，才有了二十四史。

在这方面，现代的史学家要不仍然需要向传统学习，要不需要创造新的传统。否则，“史”本身就会在中国消失。中国文明延续数千年背后有诸多原因，但“史”的延续无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续下去，文明又如何能够延续下去，更不用说是文明的复兴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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