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对“史”有其非常特殊的理解，“史”绝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史学。实际上，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国文明那样重视史了。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史”是西方意义上的“法”的内在一部分。在中国，很难找到西方意义上的“法”。

从严复开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意义上的“法”作了不同的理解，认为西方意义上的“法”至少包括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这完全可以理解，西方意义上的“法”是一种由规则组成的体系，经由社会组织来实施其强制力量，规范个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法家的“法”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那么儒家的“礼”便是针对统治精英的。

不过，这里还应当加上史家的“史”。“史”对精英行为的约束并不亚于“礼”。一方面，中国文明一直有“以史为鉴”或者“以史为镜”的传统，这里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就是要以历史经验或者案例来指引或者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也都会非常介意“史”家如何写他们的历史，“历史怎么说我”，所谓的“盖棺定论”就包含这个意思。

对“史”，历史上有很多非常属于中国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顾野王在《玉篇》中解释道，史，掌书之官也。《周礼 天官 宰夫》中说，史，掌官书以赞治。

史学家顾荩臣则说，所谓史者，乃古代为帝王“掌书”“记事”之人。“史”之为职，他手中所书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中正公平”为本，故其字从又，持中。又，便是右手之“右”，人用之以“书记事物”的，“书记事物”而能不失其“中正”，这才能不负“史”之名。很显然，这里先人们都强调“史”的公正性，具有公正性的“史”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指引未来。

中国有二十四史。在这二十四史中，最后九部正史记载了从唐朝到明朝的历史。史学家杨联升在《中国官方修史的组织：唐朝至明朝正史编修的原则和方法》一文中说，二十四史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每一部正史都是在随后的朝代内修编的，“国亡史存”这一原则在历史上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今朝汇编前朝的官方历史，表明后朝对前朝直接或者间接的承认。

因为“史”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史家逐渐发展出一种近代以来人们称之为“史权”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也是承认的，尽管有些时候显得并不那么乐意。这种情况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

元朝学者王鄂在一封请求编修辽史和金史的奏折中说：“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书，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世而可公估也。”1639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告诉有关官员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清朝康熙皇帝在给史馆的一份诏令中就强调，应该公正地编修前朝的历史。

修史是一件艰难的事　

对今朝来说，尽管修史有其他种种原因，但“以史为鉴”或者“以史为镜”则是最主要的。杨联升说：“以史为鉴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对于九部正史来说，主要用于偶尔的参考，而不是用来通常的阅读材料。并不在对普通老百姓的教化作用，而在于对统治者的提醒作用”。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毛泽东从前就说过，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史，而非人民的历史。中国的史家写史是给皇帝和统治阶层看的，而非给老百姓看的；同样，皇帝强调修史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和警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具有法律的功能，类似英国的不成文案例法。

也正是“史”具有这个功能，如何修史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左传》一书中就记载了好几位引秉笔直书而牺牲了生命的史家。对史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公正和客观。记录历史事实最为重要，评介历史反倒不那么重要，因为中国人相信，历史自己会有最好的评介。

司马迁的《史记》被汉代的学者称为是“实录”，这是史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因此，史家的独立性被视为是一个十分荣耀的传统。正是因为这种独立性，近代以来史家把这种独立性称之为“史权”。的确，如果就对统治者行为的影响力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比“史家”这个群体更具有权力的了。

不难理解，这种权利往往是以史家的牺牲为代价的。不过，历史上，人们也发展出了试图减少这种牺牲的方法。例如，为了解除那些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家之忧，中国史学中有一种传统，要求皇帝不阅读其本人在位时期的“起居注”。

历史是由事实组成的，而事实只要发生过，就不会消失，因此历史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即“实录”。不过，对事实的解读和评估会发生变化，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估，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估。司马迁因此确立了“多实录、少评论”的传统。二十四史充分反映了这个传统。尽管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史，但记录的则是事实。

但近代以来，这一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十四史当然不可避免会受政治影响，但“重实录、少评论”的这种传统赋予史家很大的空间来记录历史。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出现过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写史、解读史。这种趋势导致了几个对史学来说是致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