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曲

用语习惯和认知以及知识结构的不同，一直以来是我和许多人之间无形的沟，我把它当成“原罪”，只有在努力与人沟通得够多、认识够深之后，才能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公平地对话。

过年前三天，在我国两大报章《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上刊登了“六封信，两个世界，一个华人社会”的专题，对特选中学的母语教育、中国崛起，以及新加坡华人身份这三个问题做了一次公开交流。

通过六封信展开对话的两位代表，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黄伟曼和《海峡时报》的袁昕，两位都是30岁以下的新加坡人，由于成长时候的不同机遇，让他们走了不太一样的路。为了这次的合作，她们也收集了各自身边同事和朋友的意见，设法反映像他们一样的新加坡华人集体声音。

有一种看法认为，要改变一群人的身份认同大概需要三代。第一代移民，故乡还是故乡；第二代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父亲的，一个是自己的。到了第三代，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出生、成长、受教育、步入社会，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有类似的经历，祖父那一辈的祖籍概念淡去，也不背负历史包袱，自小的教育形成了新的国家与身份认同。

参与这次对话的两位都是第三代新加坡人，选择两位家中讲华语的年轻人是因为同比性较高，更能够看出特定的成长的经历对这一代观念形成的影响。

袁昕的父母是华校生，她自己上的是特选学校，修两种第一语文。在上中学的时候，进入一个英语为主导的圈子，讲华语感觉到受歧视，甚至需要隐藏自己讲华语的背景。母语一方面是他们表达情感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很在意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需要为了照顾其他种族同胞的感受与自己的母族文化保持一些距离，这样对我们的国家才有益，因此她觉得取消特选中学不是一件坏事。不少特选中学毕业生和她有同感，认为特选学校妨碍种族交流，制造出一种“特权阶级”。

伟曼家中讲华语和方言，父母没有机会受很多教育，是典型的小市民家庭。她中学念中正总校，学校环境的氛围对华文华语的学习更友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以华族文化为坐标的价值观。她的英语很流利，水平足以写关于西方文学方面的论文作业。但是，完全用英文表达时，又感觉这个语言无法展现自己想法的精细度。

伟曼在15日讨论“华人特权”那封信中这么写道：“有时候，在与讲英语的人对话时，即便对方完全不察觉有不妥，并且能百分百理解我所说，我却还是完全可以感受到自己正在做很大的努力，以隐去母语（不管是华语或方言）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一向来觉得‘流亡’是个很重的词，它过于悲壮，但我在和生活于不同语言世界的人交谈时，却往往原地不动就能感觉自己在流亡，觉得在这个以英语为主流的社会里，自己某种程度上算是个边缘人。”

“流亡”感觉，于我心有戚戚焉，让我也整理一下自己这一代华文背景新加坡人，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

我从小接受双语教育，但是华文比英文强很多，后来因为工作上经常需要阅读英文、以英语发问和讨论，也习惯了在思考抽象问题时，在中英文之间转码。可是，华文毕竟比英文强很多，转码的速度不够快，难以精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好比用惯拳的人突然被迫用刀跟人决战，动作往往反映不出真正的实力，甚至使不出力气。这种因为对表达能力的不自信，需要和人接触够久，认识够深，才会渐渐淡化。

换个角度看，恰恰因为某种语言不足以表达所有的感觉而造成的局促不安，让我更需要敏感地通过其他方式去认识、理解和思考，就像一个视障者本能地会用听觉去弥补以策安全一样。

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和我一样背景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以英语和英文能力来评估一个人的潜能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