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山城打望

过去一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的风波在中国炸开了锅，经前学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各种令人震惊的指控激起舆论公愤，陈小武很快便被当局撤销职务和“长江学者”称号，一夕之间名誉扫地，成了过街老鼠。

要一名年轻女子自揭疮疤，掏出记忆中12年前被性骚扰的情节，并从她目前生活的美国越洋控诉一名前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甚至全然必要的事。但对她而言，去年在美国发起的“我也是”（#MeToo）运动，感召力显然大于面对昔日心魔的可怕——她最终决定举报陈小武，而且是实名举报，控诉也因此更铿锵有力。

如罗茜茜此般高调发声，在中国并非理所当然。诚然，对性骚扰和性罪犯的谴责是主流意识形态，但谴责与实际举报性骚扰之间，仍存有一道显著鸿沟，举报文化和制度的欠缺相信都是因素。

与此同时，虽然国际女权组织近年来通过“荡妇游行”（Slutwalk）等活动，试图铲除责怪性罪案受害者文化，但或许有碍于这些活动被视为过于露骨或“西方化”，它们始终没有在中国生根。

直到现在，或许因为“我也是”的情感与道德感召力更强，鼓励性骚扰受害者说出经历的“我也是”运动，开始在中国初步获得认同和传播。这使得沉默大多数的处境获得更多关注，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被放大检视。

如果站在陈小武这类“猥亵男”的角度，“我也是”的兴起或许就像是场噩梦的开始。除了被追责和身败名裂的可能，“我也是”挑战的实际上也是一套既有的权力架构。

有社会学分析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凌驾于性别，性别则凌驾于性，女性在此架构中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发生的所谓性骚扰行为，其实并不被视为“性骚扰”，而是正常行为。然而，这个架构在现今社会中被打乱，以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举动，就成了“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