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很多年来，不平等一直是西方社会讨论和争论的最热点问题。这些年，围绕着皮凯蒂所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就可以窥见一斑。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民主政治。贫困使得穷人越来越边缘化，他们的声音没有机会让人听到，因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

西方传统上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民主意味着少数人的政治参与。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大众都可以参与政治。不过，前提是大众教育，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贫困者不见得不能参与，但贫困的确影响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贫困状态下的参与，经常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结局。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明显地表现在英国脱欧公投上，公投产生的结果既不是反对公投的中产阶层所想看到的，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经常被禁止讨论。不看别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间，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近40年里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但中产阶层仍然非常小。在西方看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只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在中国，高消费社会只是很小的群体，占人口的比率非常小。

和西方一样，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服务业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传统所说的生存经济水平。快递、出租车、保安、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就业人员，能够生存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有条件跻身中产阶级。以快递业为例，阿里巴巴等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小哥的工资来获取利润。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小哥的工资差异巨大。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

为什么收入差异很难得到有意义的改善？一般认为，这主要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既得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的命题。奥尔逊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尔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问题，但他的理论对解释收入差异扩大也是有效的。

奥尔逊认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是分利集团，他们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致力于努力分到最大一块经济“大饼”，把发展转变为分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奥尔逊更观察到，一个社会战争或动乱之后，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因为战争和动乱削弱既得利益集团。

收入分配方面何尝不是这样呢？既得利益往往就是“自我服务”集团。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二次分配政策上，既得利益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的政策尽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穷人受惠，但大部分利益则流向既得利益本身，从而加大收入差异。

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并不存在有效解决巨大收入差异的方法。不过，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历史提供给人们的方法，或许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但的确发生了；就是说，有效地解决收入差异问题的往往是灾难，包括战争、革命、瘟疫和饥荒。

瘟疫和饥荒是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人类的控制，而战争与革命则是人为的。其实，战争和革命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情况往往是因为内部因素而产生革命，统治者为了转嫁内部革命而产生了国家间的战争。例如，一战和二战都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关。尽管今天的条件不同了，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些年来，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并且与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并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在内部矛盾尖锐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