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总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既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又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变动便是进步；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结果，那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风险；如果一个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也不能逃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

从今天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大部分国家似乎都面临后两者情形。这尤其表现在极端的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分化方面。尽管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一个社会如果缺失基本的社会平等和公平，那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历史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会发生革命甚至动荡。无怪乎，今天为数不少的人越来越担心是否革命再次将至。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最近，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The 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的报告。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在1980年至2016年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量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

北美和西欧的实际对照更为明显，也更糟糕。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而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

报告也发现，尽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世界性大趋势，但各地区和国家则有差异。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和亚洲迅速攀升，在欧洲适度上升，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巴西则稳定在极高水平。二战后，西方各国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自二战以来，收入前1%人的收入占比在英语国家大大增加，尤其在美国；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难看到，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也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为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但1990年代末以来，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收入差异快速扩大。

联合国的一个美国考察报告也带来了同样不好的消息。该组织的赤贫和人权问题报告员到美国各州考察，发现平均每八个美国人就至少有一个生活贫困，而当中近半则深陷赤贫，绝大部分无法摆脱困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1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但这个考察报告则认为20%较为接近现实。

这里还有一个就业“假象”问题。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以沃尔玛超市员工为例，一般工人单靠一份全职工作无法生存，除了工作还必须依赖政府发放的票证来支撑生活。今天的美国，出生于贫困中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贫困，穷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无法吃上对发育有助益的营养食品，难以获得基本卫生保障和教育机会。

政策恶化不平等

同样严峻的是，尽管不平等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形成的，但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缓解不平等，反而在恶化不平等。以美国为例。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开始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在医疗改革等方面向穷人倾斜。但特朗普上台之后，马上中止了奥巴马的政策。不仅如此，特朗普推出新的税收改革，大幅度消减企业税率。普遍估计，这一税改会导致消减社会福利和医药津贴等政策，结果只会使得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