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也就是秩序危机。无论东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秩序岌岌可危。甚至一度被视为是“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进入一个非常态。

收入的巨大差异、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的现存秩序。在美国，各种因素促成了特朗普那样对现存制度极具冲击力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企图重建社会；在欧洲，英法德政治人物仍然苦苦守着旧的制度，但经常是力不从心。

不难理解，如果现在的这些情况继续，得不到有效改善，当人们不可容忍的时候，即使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回归集权，演变成专制。历史地看，没有一个政体会是永恒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更是出现集权和专制的大趋势。诸如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那样的领袖，都是在以建设新秩序为名，寻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大化。

这些领袖似乎都在想办法解决秩序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想建立新秩序吗？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深化秩序危机。原因很简单，尽管意图可能是良好的，但他们并不能对今天的秩序危机有正确的诊断。

如果从大历史看，这个时代的秩序危机背后是人的危机，即人在这个新时代和新处境的自我认同问题。解决不好人的危机，无论怎样的秩序建设都难以应付这个时代的危机。秩序不是抽象的，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人为中心的秩序。

很显然，今天所有这些领袖的核心并非“人”，而是“非人”，例如资本、经济发展、市场、权力、治理（对人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处境”，而非人本身。在这些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的时候，就导致了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恶化。或者说，一旦人们把秩序建设的核心从人转移开，而到了这些“非人”因素，那么秩序危机不可避免。

不过，人类的进步也是源自于人的危机。这一点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因为人的危机。或者说，社会进步就是人的进步。今天，人们怀念古希腊城邦制度，因为一些城邦的制度安排关切的是人。

雅典实行的是典型的共和制度，是为了解决人的利益和荣耀问题。今天西方所说的“政治人”就来源于古希腊。“政治人”的假设的基点是人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就是人的“处境”，人人必须参与能够影响自己的“处境”的营造和形成。

古希腊也出现了专制的政体。亚里斯多德对古希腊不同政体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的制度安排。和今天的人们不一样，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是最理想的政体，他认为一种混合的政体才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混合政体最能体现人的价值。

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神权时代，被欧洲人称为是“黑暗时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放弃了人的权利，一切都要听从上帝和神的安排。不过，历史地看，即使这个宗教时代，也并不是那么黑暗，也为西方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人的价值的文化遗产。宗教和上帝至高无上，但其中仍然有“人”的因素。

在中世纪，亚里斯多德的“自然法”学说得到发扬广大。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宗教在西方人权进步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上帝”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平等的。不管怎样，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演变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这一文化在近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中世纪也发生了教权和世俗政治权力之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宗教和政治被分开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然法得以重新解释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自然法的中心从神转移到人；教权继续强调上帝，但政府则转向法律。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

在西方“人”的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运动能够像文艺复兴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文艺复兴真正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价值并非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加以衡量的，人是衡量人本身价值和其他东西价值的唯一尺度。

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包括人权）都已经在文艺复兴运动得到弘扬，演变成为类似信仰的东西。这已经不是对“神”（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世俗事物的信仰。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型，即对“神”的信仰转化成为对世俗的信仰。直到今天，这种信仰也足以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人权具有如此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