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朝鲜历来遵奉事大主义，依附于强国，追随势力最大者，充当小弟。金日成作为中苏共同栽培的“小树”，必然也多少会采取这种朝鲜的传统政策，依附于苏联或者中国。这体现出金日成传统的一面，但由于其终生目标就是朝鲜独立自主和个人专制统治。这就要求金日成又必须反事大主义，具有反传统的一面。

对朝鲜而言，追随苏联与依附中国是同样不可或缺，这是金日成的现实需要，故而在事大与反事大中纠葛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中颉颃。长久以来，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具有强烈的小中华意识。中朝之间联系自然紧密，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同时，由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金日成又受到苏联的栽培而自然倒向苏联，抛却传统的小中华意识而是以主体思想来替代，进而逐步树立起自主的意识形态。

毛打造革命的“天朝”是一个“大理想”，金则有自己的“小主意”。毛泽东为了实现理想而付出巨大代价，给朝鲜经济援助，甚至出让领土，就是为了拉住朝鲜，使其能够忠心追随中国。而金日成则恰恰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经济上依赖外援，政治与外交上争取独立自主。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或者说中朝之间的这种张力，最终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走向。

沈志华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上通常是党国不分，这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之间的上下级领导关系移植到国家关系上，以党代国，造成国家间不平等与不正常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传统的宗法关系。

在笔者看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纠葛，在观念中都强调国际主义为先，并没有严格和明确的领土与主权概念，国家也只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暂时现象。只是在朝鲜多少有些特殊，在金日成眼中则是民族主义为先。

朝鲜依赖中苏保障自身安全，竭尽所能千方百计的索要各种援助，究竟是偏苏还是向中，完全取决于哪方给予更多的好处，其功利性相当明显。即便在冷战后的中朝关系中依旧如是。

不管怎么说，朝鲜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之一，在实用主义原则下灵活的处理与中国关系，但是其意识形态的斗争思维始终没有改变，反美即是其一直未变的国策，这就造成灵活下的不灵活，金日成在批评毛泽东教条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成为教条主义者。

金正恩显然多少也继承了金日成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虽然短期内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长期而言，却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困境，不但外部生存空间丧失，而且内部经济也难以发展。冷战后的朝鲜确实实现了独立自主，但是也失去了以往的安全保障，不得不求助于发展核武器而达到自卫的目的，对朝鲜而言，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故此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努力，朝鲜都绝不可能弃核，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而今中朝关系实际上早已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但决策者在主观上还似乎并未认知。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与朝鲜的宿敌美韩建交，在朝鲜看来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尤其当中国放弃世界革命之时，中朝之间已然分道扬镳。沈志华的这本著作，不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它将对中国对朝外交决策发挥作用。

正如北京大学牛军教授所言，由于朝鲜半岛是当今最有可能使世界陷入核战争灾难的地方，各国那些自诩为当政者献计献策的人，更有必要认真阅读这本书，以便搞清楚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无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唐代白居易曾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沈志华的著作在朝鲜再度引发核武危机、东亚局势骤然紧张，再次考验中朝关系的时刻出版，在增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无疑对于民众了解真实的历史，国家制定外交决策帮助良多。

可以说，欲处理好朝鲜问题，了解中朝之间真实的历史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制定对朝政策，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应当抓住主动权与主导权。只是而今的中国对朝政策似乎失灵，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