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专有的政治概念，指的是与“大同”相对的社会阶段或状态。“大同”是社会文明发达的高级乃至终极阶段，“小康”则是文明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相对安定有序的社会形态。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理想。

晚清的康有为就曾试图用“小康”“大同”这些中国传统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他利用了孔子在《春秋》中有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幽微划分法。大体上，“小康”与“升平世”对应，“大同”与“太平世”对应，都属于与“乱世”相对的“治世”。

按照儒家理论，中国的“三代之治”，也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才称得上小康之世，而三代以前的“尧舜之治”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大同之世。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见，“三代之治”和“尧舜之治”，都是孔子推崇的社会状态。

秦之后，历朝历代无不以小康和大同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只是终究未再达到“三代之治”的高度，更不用说“尧舜之治”。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启小康，并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成小康之治，具有非凡意义，也显出雄心抱负。这可说是小康之治在中国文化理路中的历史方位。

关于中国小康之治的这种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方位判断，并非全是理论推导。在邓小平理论中，“小康”只是一个与“温饱”相对的经济概念。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小康的中国”与“贫穷的中国”相对，“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而到中领导人时代，关于“小康”的理解时常与中国经典《礼记·礼运》联系在一起，“小康”看上去回归到与“大同”相对的本义。

而且，邓小平理论中“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阶段之间的次第关系，与传统文献中“小康”与“大同”的递进关系颇为近似。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民主选举上。同样是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从时段看，邓小平提到的“普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而不在“小康社会”阶段。

结合现实看，小康社会阶段也确实不是民主化时期。实际上，法治化恰可说是小康社会阶段的显著特点。鉴于“文革”将民粹完全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惨痛教训，法治化和国家化，在中国21世纪早期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被持续地放在了更为提前和基本的位置。此可谓未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民主的基础性步骤。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这是“小康”和“大同”在《礼记·礼运》上的出处，从中亦可看到“大同”与“小康”在政权公共性上的程度差距。当年，孙中山举起“天下为公”旗帜，其实是将现代民主托附于传统经典。

到21世纪，这样一种贯通古今的政治志向和文化进取，仍是大势所趋。“小康之治”显然还不是终极目标。从“小康之治”进至“天下大同”，看上去是中国在21世纪要推起的巨大浪潮。

作者是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仍存在这样那样需要解决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就社会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富裕而言，中国的小康社会正在持续呈现。这可被称为中国的小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