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自由主义不可为国家利益服务？

事实上，尽管香港一直以经济自由主义安身立命，令港人以为以市场为主的自由经济与重商主义式的国家干预是水火不容、互相对立，但如果我们回到大宗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着作里，便知道这是一个错误解读，甚至是西方刻意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亚当?斯密非但不认为自由贸易与国家以政治经济手段追求富强有相悖之处，亦没有将经济理性凌驾于国家政治与外交之上──从来没有人说过自由主义者不关心国家利益，只是他们认为自由放任才是追求国家利益的较佳手段而已；自由放任同样也是地缘经济的一种，只是手法上与重商主义不同，两者均是尝试藉经济政策服务国家利益。由此可见，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便无法为国家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服务，实在是无稽之谈，属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过港人对此一直毫无准备却是事实。

目前中国作为独步全球的地缘经济大师，连西方也要亦步亦趋，香港本就近水楼台，实在好应率先精通此道并分一杯羹才是，特别是现在全球自由主义退潮，香港更须认真思考前路。从这角度来看，给港人灌输地缘政治及政治经济观念，而非单纯的爱国思想，可能是解开陆港不相容的死结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展一国两制的双向性

在十九大开幕中领导人发表的报告中，我们可看出中共有意重执全球社会主义的牛耳，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分庭抗礼，而一国两制亦本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当然，基本法保障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这不代表社会主义由始至终必须单向地向资本主义学习──现在时移世易，东风开始压倒西风，一国两制也须具备相应的调节能力，让香港得以反过来向国家取经，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可达至有机整合与统一，期望成为日后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年前笔者曾指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标志着自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航海抵达印度后，西方对亚洲的500年支配的终结，因而香港终须要“换轨”，由原本西方之路，转回中国及亚洲之路。可是偏偏港人对此却最缺乏自觉，以致回归后进退失据，20年来屡屡错过换轨的良机。再这样下去，难保香港这代表西方对亚洲500年支配终结的象征，会跟西方同样踏上衰落一途，这将会是对香港最大的讽刺。

作者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