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所说的两句话对日后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句话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句话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文革期间荒废教育多年之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激动情绪可想而知，他们又再次走上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教育救国”的轨道。

教育育人，培养人才，至少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具有一个自然属性的人，以正常的轨迹成长；其二，通过传授已有的知识，掌握必要的技能，至少能够具有自我生存能力；其三，有能力创造新的知识为“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即社会）的发展做加法和贡献。

将近40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当人们沉醉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头脑冷静和敏锐的人，则感觉到中国教育制度里面所隐含的巨大危机，他们已经从教育看到了未来的中国。如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说，任何国家，最不能欺骗的就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就产生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客观地说，即使从中国自己的近代史看，在很多方面，人才培养仍然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度。例如，没有人可以说，现在的人才培养可以和既贫穷又战乱的西南联大时期相比。或者引用已经过世的钱学森老先生的话说：“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来。”

愚昧时代已经降临了

更为悲观的是，在文化复兴和国家崛起需要大量智力支撑的时候，中国开始迎来不被看好，甚至是“愚昧”的一代。这里有两层意义。

第一，尽管没有人会乐意看到这个局面，但不管喜欢与否，从经验看，这样一个愚昧时代已经降临了，并且来得比人们的想象还快。

近来高晓松怒批清华大学精英博士是“没有胸怀大志”和技术学校学生没有区别的言论，引出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之前很多年里，钱理群教授也一直在批评今天中国大学培养的都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这些批评实在是过于文质彬彬了。没有“胸怀大志”也好，“利己主义者”也好，如果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当然不能说是成功，但这些毕竟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是“利己”，人们应当能够理性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哪里、如何才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这群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是在追求他们以为的“利益”罢了。就实际效果来说，这个群体玩的既非双赢游戏（对大家都有好处），也非零和游戏（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而更可能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游戏。其次，这个群体更不“精致”，而是奴性十足，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认同，没有独立精神，尤其是独立思考精神。

再次，“无能”更是这个群体的集体特征。高晓松说他们像技工，实在是夸大了他们的能力。技工是技术，能够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是任何一个社会运作所需要的。但这个精英群体没有任何技术，而只有假、大、空的本事。在很大程度上，中领导人批评共青团的话，可以原原本本地应用到这个群体，而各级共青团主要干部，大多都是从这个精英群体吸纳进来的。

第二，这个群体不是自然生存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是被培养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人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惊讶。最近一则关于小学生用诸如大数据等方法研究苏轼的新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关注。这个小事例表明，人们在培养的绝非是人才，而是愚蠢者。

中国人的基因并不差，智商也不差，但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人们却一直在制造着“废品”。制造“废品”的过程漫长，其中的因素和利益相关者有很多，牵涉政治的、行政管理的、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另文一一深入讨论。不过，商业化运行的教育模式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商业化是如何废掉中国的人才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就学校来说，通过商业化运行模式而赚钱盈利。赚钱盈利无可厚非。不过，钱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人才，而非其他，但在中国赚钱盈利本身就成为了目标——一个远较培养人才更高的目标。这就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赚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