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致通过了新的制裁决议，但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则不得而知。朝鲜发展核力量自保的坚定态度和不在乎经济制裁的一贯立场，加上美国等坚信只有最强硬制裁才能让其“就范”的思维，很可能过去模式会重复出现。

如果最后所有的制裁手段都用尽后，朝鲜仍然不改变，那时候只有要么军事摊牌，要么进行谈判的最后选择。但外交努力背后的智力积累不应等到那一刻才进行，面对当下的僵局，除了危机管控之外，是否还需要一些创造性思维呢？对于朝鲜的未来，难道朝鲜领导层就一定没有自主走向改革开放的想法和政策改变的可能吗？

美国及其东亚盟国预设朝鲜不可能自主走向改革开放的政策转变，这种传统思维大概有以下两大理由。

第一，“利益决定论”。传统思维认为朝鲜领导层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可能自主政策转变。主要逻辑是朝鲜政权内外交困，领导层为了保证政权和人身安全，只有对内继续高压闭关锁国，对外发展核武高调强硬，因此不可能期待朝鲜自主地实现政策改变。

在此逻辑基础上，只有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不断强化，才能够让其领导层内部分化分裂，导致内部政变实现政权更迭，或者军事预算开支持续庞大最后带来经济崩溃，同样可以带来政权更迭的结果。

第二，“体制决定论”。传统思维认为朝鲜这样的政体高度中央集权，决策过程神秘不透明，封闭不受外界影响，即使同朝鲜进行沟通和谈判也无法影响其决策。在美国看来，朝鲜不存在着类似于美国等开放国家那样竞争性的知识界，而朝鲜封闭的体制，让任何的知识交流或者民间往来都无法改变朝鲜最高层的想法。因此，对朝鲜不可能指望类似于一般国家，只有依靠力量强迫其改变才有可能。

事实上，上述两个逻辑基础在于，认定高度集权专制政体不可能出现思维的创新，自主政策转变不可能的假设。

首先，毫无疑问朝鲜领导层把保护自己的政权安全作为头等大事，但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是有可能变化的，而这种实现方式的再定义，将有助于政策改变的出现。有的人认为朝鲜决策基本上是一人说了算，那么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成为选项。但是我们应该想到朝鲜领导人还很年轻，理性地思考要保证今后几十年的执政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安全危机的基础上，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发展上是必然选择，否则持续的大量资源投向军事领域，在财政和发展上不可持续，不符合其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朝鲜新领导人执政后，提出经济和核力量发展的并进路线，这与以前是很不一样的。发展核力量成本很高，但比起常规武力可能成本低。

过去几年朝鲜领导人对于民生设施的视察，远远多于其父亲，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在增加。这些说明朝鲜再定义国家利益实现方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

第二，体制决定创新不可能的认知同样存在问题。的确，朝鲜的政体存在着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内结构，以及决策不透明让新的想法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也很难达到决策顶端。相对照的是，美国常常被认为国内政治结构多元，社会开放，非集中的体制鼓励知识竞争，而且能够比较容易影响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否一定总是这样呢？不一定。

毫无疑问，美国的政体下各种政策建议畅所欲言，也有各种平台通向决策，但我们会发现，事实上真正最后能够推动政策转变的知识创造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多元的情况下，采纳新思维需要动用大量的政治资源，利益集团林立，官僚体制强大，往往需要用很大的精力来建设国内的共识；加上执政任期限制，不少新思维建议会因为内部意见不同意，而被搁置而不做决策。事实上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的美国政治“不作为”现象，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相比起来，尽管朝鲜这样的政体新思维产生不容易，但是一旦产生并获得通往领导层的通道的话，这些新思维常常会执行得很快。另外，领导人权力巩固，内斗较少的情况下，政策改变的可能性会增加，朝鲜现在权威巩固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有外交突破同样是可能的。

本文在此丝毫没有为朝鲜体制背书的意思，而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政策转变条件有的时候并非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