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安感从何而来？研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在谈到西方世界如何看中国时曾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感，很大程度上揭露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而这样的论述相信也能套用在新加坡身上。

所谓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关乎我们与“他者”（The Other）之间如何产生联系；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建构身份认同时，“他者”效应更易被放大。受西方主流价值影响的新加坡社会，习惯了以西方世界为定位点，来想象自己的位置，如今却开始必须思考应如何自处于一个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所受的冲击肯定不小。

另外，对新加坡人民来说，尽管“中国的崛起”作为一种领导人战略论述中常出现的语言，或作为媒体舆论，不完全新鲜或陌生，但能真正感受到“中国因素”在生活中扮演的作用，却可能是近几年的事。

我们开始意识到不少朋友在中国工作，或三不五时身边的人就会提及中国的这项新产品新应用新发明等。除此之外，在娱乐领域里，中国文化软实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好声音》等音乐真人选秀节目，成了本地艺人展现实力的平台，中国电影市场赶超美国的劲头正猛。想象中国，变成一种近乎日常的练习，渗入民间的“中国崛起”论，可能产生我们所无法预知的影响与效果。

在世界地缘格局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的大背景下，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最近在一场经济论坛上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演讲，也让人看到新加坡领导人与外交官如何在宏观层面，思考我国在变化中的定位。尚穆根指出，一带一路并不会取代现有建立在贸易自由上的国际秩序，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迎合大国而影响自身身份和利益，否则将难以长久维持国家的主权和自主。

尽管是外交立场声明，尚穆根的话对人民如何思考中国，也算提供了一种指引。换一个角度来看，新加坡人如今对中国态度上模糊，不一味迎合与赞美，却为取得实际利益和建立有益关系积极去了解，未尝不是经过调整后所找到的一种舒服姿态。

（作者是本报记者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