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低生育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关切的课题，尤其是东亚社会。日本是东亚最先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过低的生育率日益难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低生育甚至会威胁到日本民族的生存。

根据日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所属“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减至8808万。

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异常严重。根据2016年的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6.7%；2015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1.45，而如果要维持目前人口规模，则每名女性一生需要生育2.07个孩子。

低生育率与婚姻和性有关。根据日本2017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到50岁都从未结过婚的人口比率即“终身未婚者”中，在2015年男性为23.7%，女性为14.6%。这个数据比上次2010年调查时上升超过了三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男性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女性约每七人中有一人终身未婚。

更早的一份调查（2011年）则显示，在18岁至34岁的女性中，有38.7%还是处女，而同一年龄段中，男人还是童子身的比率也达到36.2%。报告还显示，18岁至34岁的女性中，没有男朋友的占到49.5%，没有过性经验的达到38.7%。而在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有25.5%的女性和27.7%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

日本当然不是特例，东亚各个经济体都是如此。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也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即使曾经是人口大国的中国也紧随其后。没有多长时间之前（或者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为人口众多而烦恼。不管怎样，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在80年代开始了“独生子女”（即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在短短的30来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紧张问题。低生育率也已经俨然成为一大趋势，在大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低生育率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一些“自然”因素所致。

根据一项研究，中国男性的精子数（即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亿个，大幅度下降到2012年的2000万个。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活压力、污染、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抽烟及喝酒等都可能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

中国华中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在接受检查的男子中，大约18%的人具有足够数量的精液，可以符合捐献精子的标准，而这一比率在2001年的时候要高得多，是56%。无论精子数量的减少还是质量的下降，都影响生育。也很显然，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东亚其他经济体中。

东亚社会的低生育危机几乎和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预测的截然相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就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人类生存危机。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是永恒状态。

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比例，即食物或者生产资料的增长与人口的增值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增值比生活资料增长要快，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保持两个级数平衡的唯一出路就是抑制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抑制人口增长分为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两种。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的抑制，即考虑到无力负担家庭而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而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积极抑制，即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饥荒等等，灾难会缩短生命，恢复被平衡的平衡。

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放置于今天上述东亚的人口现实，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曾红极一时，并对很多国家的人口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被视为是科学的理论和今天的现实之间产生那么巨大的差异呢？产生这种差异的因素可能很多，但资本主义则是关键要素。

在马尔萨斯创造“人口理论”时期，世界还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他所理解的世界也是他所目睹的世界，即一个充满饥饿、病痛、贫困、瘟疫和战争的世界。

马尔萨斯大概没有想象到，他所经验到的经济制度在他死后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态，而且更是改变了人类的生育环境。或者说，资本主义不仅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把人们从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中解救出来，而且有效地制约了人们的生育动机。无论在哪个角度来看，生育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相反，资本主义对生育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制造着人类的生育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