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共新的执政团队对公开个人财产并不像社会想像的那样抵触。在这次十八大会议上，现已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俞正声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均表示，会根据中央的要求逐步推进本地区的财产公示。俞正声甚至还说，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而此前，新疆区委书记也是新晋政治局委员的张春贤在主政湖南时，亦曾有过类似表态。不管这些表态是作秀还是真心，至少说明在中共内部，是有些官员包括高官不担心公布自己财产的。这与中国社科院早先的一个调查相吻合，该调查显示，超过六成被调查的官员赞成财产公示，而且，司局级以上的官员赞成的比例还高于县处级官员。
 

二是王岐山本人的开明态度和他与改革派的关系。王岐山是学历史出身的，懂得政权的兴亡很大程度上系于对腐败的处理；另外，他早年也是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政坛的，至今他与社会上活跃的改革派学者维系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相信改革派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影响到他，王岐山也会听取他们一些有益的建议。所以，尽管王岐山的个性是不逾矩，但有了中共执政团队的内部基础，再加上其开明思想，可以预期他会在官员财产公示等制度反腐上有一番作为。
 

事实上，在此次问计专家的座谈会上，从披露的情况看，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财产公开成为了座谈会的焦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就进言，反腐关键靠法治，源头反腐应制定三部重要法律，第一部法律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用以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第二部法律是《政务公开法》，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组织法》，以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我非常赞成马怀德的建议，他的这些看法与我一再的呼吁可谓不谋而合。
 

如果说，中共曾经失去了很多很好的反腐时机的话，现在又到了一个较好的时间窗口。若中共新的执政团队能够以大无畏之勇气，顺应人民的反腐期待，开创一个反腐新局，这不论对新的执政团队，还是对中共，都是一个重建权威的好时机。而这个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王岐山的身上。因此，一定程度可说中共的前途系于王岐山。

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要选择王岐山主管反腐事务。假如未来五年不发生什么意外，社会应该可以看到中国的反腐会有好戏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