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也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只要这种情况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想就不会停止。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第三，公权力没有限制或不作为。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限制。在公权力面前，更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体上“亲商”，但这种“亲商”往往以腐败为前提，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现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为你办事”。

官员对商人往往是一种掠夺关系，前者经常直接向后者要钱。在很多地方，政商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传统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恶性循环，领导人一变动会导致一大批商人的“死亡”。除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公权力的不作为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安全。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但一旦掌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败的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么要为你做事”。再者，反腐败运动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连带其财富出走国外。

第四，没有有效的监管。这也是政府失责的结果。至少有两个结果：第一，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第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政府又简单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关停企业、“抓人”等办法来整治它们，造成财富的大浪费。

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并不可行。企业长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企业家层面的问题，更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例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实际上，即使财富进入了慈善领域，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

多管道留住财富

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这是根本，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似乎不用多说了。

第二，追求公正社会。不仅要加紧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即不安全，法治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原来腐败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如何把这个目标落实到制度层面呢？

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粗暴地对待，甚至加害于企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有待有效的监管。

第五，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很丰富的经验，不难引入。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者”即中产者。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一样很难保证国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了。在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后，人们更须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实际上，只要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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