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场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跃升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大部分人口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产。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不过，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很小，社会底部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亚洲那些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即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在经济起飞的3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经济奇迹，从贫穷经济体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即高收入经济体），还实现了社会奇迹，即培养了占这些经济体70%的庞大中产阶层。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近40年，取得了同样的经济奇迹，但社会奇迹并没有出现。

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因为中国社会人口巨大，这部分“绝少数人”的绝对数量也不少。不难理解，从海外看中国，中国俨然已是一个富裕社会。

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巨大。日本和“四小龙”的社会奇迹，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所造就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异。（不过，19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

中国仍有大规模贫穷人口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穷状态。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运动很好说明了这一点。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穷人口；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穷人口也在出现。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实际上，研究中国财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其他形态，归根究底，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

第二，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称，内资变外资。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

第三，财富的浪费。财富的浪费是惊人的。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造成损失，甚至是完全的失败。这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其中，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国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风险，甚至光考虑政治需要，而忽视了经济要素。

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在“一带一路”推动下，国企更是获得了走向国际的巨大“动力”，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财富浪费会是惊人的。

国内的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用财政还是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

第四，各种类型的腐败。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所揭示的，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就官员来说，因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往往是东藏西藏。

财富需有效的法治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行为呢？这里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设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再者，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但落实到具体执行时，很多党政官员缺乏法治观念，对财富（财富的拥有者）“乱作为”。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意识形态导向出现问题，一些“极左”思潮泛滥，使得财富更感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海外跑。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绝非少数。

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极左”思潮泛滥是有其经济根源的，那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绝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中国“左派”思潮渊源深厚，加上贫穷人口过大，部分人仇富心理很浓，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