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寻租致使新知识难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界的投入越来越多。就大学建设而言，之前有“985”和“211”等工程，现在又搞“双一流”。实际上，各种类似和变相的工程不计其数。决策者的原意是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不计其数的财政和金融资源流向这些大学，但这么多年下来，大学发生了什么？钱当然多了，大学富了，但知识仍然贫穷。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精英都意识到，知识的创造有待体制的改革。大量的政策寻租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但体制依然如此。

如果说大学积重难返，旧体制很难加以改革，那新型智库呢？近年来，中央政府把智库建设提到很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期待新型智库能够生产出有效知识产品。尽管智库也有历史的问题，但很多智库都是新成立的，应当说没有多少历史包袱。那新型智库能否担当生产有效知识的责任？

从现状来看，答案不是直接和明确的，因为智库也在做政策寻租，而非真正在追求有效知识。很多智库并没有在搞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或研究产生有效知识的方法论，而是说些“应当说的话”，即政治正确的话。更有智库把大量精力放在搞各种指标体系上。

西方搞智库搞了那么多年，也只有在近年才开始出现评估智库的智库，在中国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简称TTCSP）。不过，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并不为西方的智库所看重，因为这个项目要么做一些很显然的事情，要么就是缺少科学依据。中国呢？有多少智库、多少人在搞或想搞智库评估？智库还没有成长起来，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已经勃兴。就其本质来说，智库是跟教条主义及官僚主义对立的；后者兴了，前者自然没有空间。未来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就现状来说，新型智库领域忙着政策寻租，谁也不会反思现状。在政策寻租方面，大家都是获利者，为什么要去改变现状呢？

有政策寻租的行为，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国家就不需要政策了呢？显然不是。前段时间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场中国要不要产业政策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或许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但在学术或经验上并无显著意义，因为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也找不到只有市场而没有政府的经济体。

也就是说，这场辩论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问题并不在于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谁来制定，谁来落实，如何落实。经验地看，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有效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有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反而制约了经济发展。

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也是如此。近代以来，各国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有效助推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也有一些公共政策（例如社会福利）导致严重的政策寻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果。

在中国，政府在方方面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而政府的角色是通过政策来体现的。这说明各级政府还会继续制定大量的政策。不过，经验表明，如果政策寻租行为不能有效减少或阻止，很多政策将很难达到其预期的目标，甚至走向反面。对中国来说，所要考量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和阻止政策寻租行为。

在这方面，各国积累了不少经验。政策寻租往往表现为一种“内部交易”，遏止政策寻租就是要把“内部交易”转变成“外部交易”。如何实现“外部交易”？那就是把“交易”建立在公开的市场和社会之上。市场、社会、法治是“外部交易”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消除“内部交易”的有效手段。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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