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证据，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不管如何，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第一是家庭结构。历史数千年，中国一直是“大家庭”（即“四代同堂”）结构，在“大家庭”之上又形成了宗族结构。宗族结构本身是传统社会治理的有效单元。“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摧毁了“大家庭”基础。有鉴于下面讨论到的“生育意愿”的改变，人们也可以说，这一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生育文化。

第二是性别结构，即男多女少。中国传统上就是“ 男尊女卑”的国家，老百姓喜欢男性甚于女性。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一政策保证了“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但无法保证人们接受“男女都一样”的思想。

对多数家庭来说，为了保障有一个男性小孩，如果怀的是女性，那么往往进行流产，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途径。这一做法尽管一直是禁止的，但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改变。诸多研究发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两性比率的大量失调。

考虑到中国的另一种文化，即女性一旦接受高等教育，就不愿“下嫁”（即嫁给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那么会有更多的男性找不到配偶。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高达几千万中国男性找不到配偶，这会是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张，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第三是新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即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在这方面，中国基本上已经步入“东亚模式”，即低生育率。“东亚模式”指的是在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家庭生育意愿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育意愿弱化，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普遍的老龄化社会结构。

这种模式也流行于所有发达经济体，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是教育的普及，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无需依靠男人而能够得到自主的生存；而人口的流动则再进一步促使妇女从家庭和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

从一些现象来看，中国的情况比其他东亚经济体更为严峻。尽管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远较其他东亚经济体低，但生育意愿似乎更低。今天，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妇女的生育率要比东亚其他经济体都要低。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主观的因素是前面所说的自近代以来塑造的妇女主体意识。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已经形成了女性的一种新生育文化。生育不再是一种文化“律令”或者必须，而仅仅是一种自主的选择。

“一胎化”造成了女性的强势文化，今天的男性也很难对配偶施加压力和影响。而政府可以通过类似计划生育那样的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长，但很难有同样有效的政策来鼓励人们生育。实际上，导致低生育的客观因素，是中国低度社会政策所造成的家庭不断趋高的经济压力。中国的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远远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这表明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也远甚于其他社会。即使不考虑到新的生育文化，很多家庭也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

无疑，人口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经济发展、技术停滞不前、农民起义等，都可以和人口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人口红利”问题，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使得人口不至于对经济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国家也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容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但基本上，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微小的调整的致命弱点。第一，有关部门仍然一如既往地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育问题，而没有看到长期的人口危机及其人口危机所能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这种调整对生育不会发生很大的效用，因为低生育已经成为一种新文化，不是政府的政策所能改变的。

西方社会也在经历低生育，但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完善社会政策来提高生育率。有效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正面的激励生育的机制。在社会层面，宗教也是鼓励人们生育的一个有效机制。有些社会比较成功，而有些不那么成功，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减少，需要通过移民或者机器人来得到缓解。（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移民还是机器人，都在产生另外一类的社会政治问题。）

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政策不仅不能改善生育情况，而只会促成情况的继续恶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追求、对社会政策的忽视、为未来一代的“征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这些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理性，但对生育率则是“恶化”因素。

实际上，这些因素，加上独生子女一代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来逆转低生育趋势，人们不难预测未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政策不仅不能改善生育情况，而只会促成情况的继续恶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追求、对社会政策的忽视、为未来一代的“征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这些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理性，但对生育率则是“恶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