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数千年，真正的革命少而又少。从政治结构变化来说，只有两场革命才具有意义，即秦始皇帝的革命和现代毛泽东的革命，因为这两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新型的政治架构。而传统所谓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一个皇帝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革命则更少了。近代之前的数千年可以说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革命。这并不难解释，一则是因为经济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直维持在农业社会的状态，二则政府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管控社会，防止社会变化。

有意义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近代以来。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不断引入新的思想，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革命的发生也变得不可避免。这里要讨论的便是近代以来两场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一场是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另一场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运动。

两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妇女为主，但性质全然不同。前一场是妇女为主体，主动地追求自身的解放和权利，而后一场妇女则是客体，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两场社会革命造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经验告诉人们，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化。

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对妇女本身和中国社会的意义怎么也不会高估。在传统社会，妇女说到底只是“生育”和传宗接代的简单工具。在整个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中，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男人主要是“士”和“商”这两个阶层，在性方面具有完全的自由，但对女人实行严厉的管制，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例如“贤妻良母”、“贞节牌坊”、“烈女”等话语的塑造，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例如对“出轨”妇女施予几乎“惨无人道”的惩罚。

再者，从今天的眼光来说，妇女基本上是男人的依附物，甚至“玩物”。例如，中国至少从北宋开始“裹小脚”，这完全是为了满足男人实际的性需要或者性想象。诸多接受儒家教育的文人墨客们对“缠足”不断进行毫无羞耻的“歌颂”。

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说：“缠足经常被当作显示儒学残忍、扭曲、男权至上的恶习标志。”不过，余英时先生似乎不赞同这种说法。余教授在其《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一文中指出，这种侵犯女人人权的极端形式与儒学、佛教均毫无关系；例如理学的创立者程颐的所有后代，直到元代都忠实沿袭不缠足的家族传统。不过，余教授这里所举的像程颐那样的大儒，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呢？历史上的儒生中，绝大多数都是犬儒和腐儒。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妇女本身逐渐具有了自身的认同，开始追求自己的意识，而接受西方思想的男人对女人的意识也开始了变化。这两种变化的结合有效改变了妇女的社会角色。从一些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开始，妇女解放形成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一直发展到毛泽东时代，便到达了一个顶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台的第一个法律便是《婚姻法》，足见毛泽东对妇女的重视。不过，到后来，中国的男女平权运动走向了极端，“妇女半边天”演变成男性式女权运动，“同工同酬”演变成妇女也必须干男人一样的活。这个极端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反弹，妇女趋向于“回归”原位的因素之一。但不管如何，共产党对女性的解放对妇女本身的主体思想意识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二场革命即“计划生育”，则是自上而下施加于妇女的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说是社会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中国妇女这个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因为其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除了像“土改”那样的消灭地主阶层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和“计划生育”运动相比了。

这场革命的思想渊源自当时领导人所持的错误的科学观。运动的出发点并不难理解，即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自近代马尔萨斯以来，人们对人口和一个国家的贫困之间一直有探讨。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否则难逃贫困命运。历史上，人口增长往往用瘟疫、战争等方式来解决。如果人类不想用这些传统方式，那么必须找到控制人口的方式。

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1798年）受他那个时代的影响，他毕竟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1766年至1834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距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几乎已经两个世纪，人类实际上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证明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或者已经找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手段。传统社会生育率高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生育率趋低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