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最典型的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国内经济私有化、去管制化，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实质上是减少对资本、人力、技术、产品等各种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在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不但追求经济一体化，而且大力推动政治上的一体化，实质上是打破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国家界限，实现两者在欧盟范围的自由化。

而在社会文化领域，自由化的表现更是林林总总，遭到观念相对保守群体的广泛抵制，其中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包括：因为减少移民限制，造成外国移民大量增加而带来的文化和宗教冲突，因为减少对LGBT（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群体的各种限制，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学生性教育多元化等，而引起传统观念人士的抗议等等。另外，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少数族裔权利保护等广受主流政客接受的政治正确观念，都追求减少对女性、非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的各种限制，从法律上给予他们更多自由权利。

从信奉自由者的角度来看，以上种种自由的扩张与提高，都显示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是民主制度存在的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反对追求自由的人都是未受启蒙、不开化的时代落伍者。可是从支持传统观念的人士看来，自由的大幅度扩张所带来的，在经济上是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在政治上是祖国主权的衰落，在社会文化上是自己所熟悉、所珍视的传统秩序和传统价值观的崩溃。

这些人通常是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年龄相对较大，技能相对较差，住在中心城市之外，从事传统产业的多数族裔中的普通人。从族裔来看，他们虽然属于多数和强势群体，但从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却属于相对弱势群体。从利益方面来看，他们非但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受惠者，反而往往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从文化认同方面来看，他们并不支持很多政治正确的自由进步观念，如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LGBT运动、同性婚姻、多元性教育等等。

在自由成为西方最高的政治正确的时代，对自由化扩张持异议的相对弱势群体，只能把自己的“政治不正确”想法默默埋在心里，等待着代表自己想法的政客和政党出现。

所以，西方过去几十年各个领域自由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为自己积累了潜在的反抗力量。特朗普等民粹政客有效地发动起这些反抗高速自由化的力量，通过民主制度提供的选举手段获取管理国家的权力，力图遏制各个领域自由化的速度。在西方民粹主义者眼中，自己国家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多了，而是自由太多了。可以说，民粹是利用民主反自由，这反映的并不是西方民主的衰落，而是自由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民粹主义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民粹主义政客的偏见、傲慢和威权作风，确实对民主制度造成一定冲击，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民主制度对他们的有效制衡，使他们的极端政策得不到实施。这种制衡在特朗普新政中表现得非常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