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特朗普新政的展开、欧洲各国右派政党在选举中不断获胜，东西方学界和舆论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就是这些政治“右转”现象所揭示的西方民意右转。这一波的民意右转，因其引人注目的反主流、反政治正确、反建制、反传统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支持强人政权、支持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等特点，被冠之以民粹主义的称号。

对于民粹主义的崛起，学界都看到了它对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民主自由秩序的挑战，更有论者认为这代表着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将逐渐失去对非民主国家的制度吸引力。

笔者对此的观察却发现，虽然西方民主制度长期以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此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民主制度衰落的结果或表现。民粹主义所挑战的，从本质上看也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在笔者眼中，此次民粹主义崛起，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长期扩张后，引起社会相对弱势群体、同时也是文化观念上相对保守群体的反抗。从本质上讲，他们挑战的是弥漫于各个领域、正试图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观念。

从比较狭义的视角，笔者把民主制度看作一种制度性工具，它的民主性决定了它在各种观念和思潮面前具有中立性。任何一种观念都可以通过民主制度所确立的各种渠道进行表达，如通过多元媒体进行发声，但如果要实施某种观念，就要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让自己的观念进入国家机器，如政府、国会、法院等，成为国家认可的制度或法律。

民主制度为所有人提供的最基本的政治参与方式，是各种公职人员的选举，如总统和议会选举，让老百姓通过透明度高、竞争性强、程序公正公开的选举，把符合自己观念的候选人选为管理国家机器的公职人员。所以，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中立性的制度，既允许自由主义观念的表达和实施，也允许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观念的表达和实施。认为民主制度表达了我所支持的观念，就代表民主制度很健康，表达了我所反对的观念，就代表民主制度很糟糕的看法，事实上是反民主的。

从民主选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还是欧洲右翼政党取得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席，甚至拿下国家元首大位，都是通过民主制度下的正常选举过程实现的，并没有打破民主制度的选举规则，选举结果也都被各国法律确认为有效，同时被国际社会接受。

当然，民粹主义政客在选举中比自由主义政客更多地借助谎言、偏见等负面选举手段煽动支持者的热情，但民主制度同时也为自由主义政客及其学者提供了各种反击的渠道，甚至造成民粹主义政客在传统主流媒体上一直处于劣势，只能更多地借助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手段来发动民众支持。所以，整体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在民粹主义崛起过程中，实现了其制度设计的初衷，保证了观点的多元竞争、选举的公正公平，并无衰落之相。

民粹主义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民粹主义政客的偏见、傲慢和威权作风，确实对民主制度造成一定冲击。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民主制度对他们的有效制衡，使他们的极端政策得不到实施。这种制衡在特朗普新政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例如，他限制七国公民入境美国的“禁穆令”受到法院的抵制，而得不到实施；他否决奥巴马医改方案后提出的新医改法案，在国会被否决等等。

可以预见的是，此波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不会像二战前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时一样，对民主制度形成实质性破坏。民粹主义政客在台上表演几年之后，很可能在下一届选举中被选下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民主制度如铁打的营盘并无衰落，各色政客起起伏伏只不过如流水的兵一样。

从制度方面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发生特别有利于民粹主义崛起的变化，反而长期被信奉自由主义的精英群体垄断。民粹主义的崛起，其实是对这些精英群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不断追求更高程度自由化的反抗。民粹主义挑战的是高度自由化，并不是民主制度，而且是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对高度自由化进行挑战。

在当今西方世界，自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在主流精英群体眼中，自由已经代替了上帝引领人类的角色，甚至成为心目中新的“上帝”。在此我们不必引用学者们关于自由的高深定义，可以用普通人的视角，简单地把自由看作限制的减少。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发展轨迹，就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自由化程度的快速扩张和提高，或者说，是各个领域中传统限制的急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