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么特大城市群建设则是有关部门主动规划的，已经规划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并把十大城市群视为是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我们把这两方面合称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带来怎样的结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带来的正面积极的结果，因为这是城市化规划部门的理性之所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从经济学意义上，城市化可以带来GDP和经济效益，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经济活动交易，交易越多，GDP就越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远远高于农村，因为农村家庭基本上是一个自足的单元，但城市居民必须通过经济交易才能进行正常生活。

城市越大，交易量就越多，GDP就越高。同时，无论是单个城市还是城市群的建设，从工程学意义上来说，也变得可以。无论是城市内部的交通还是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城市群）技术上不难解决。这一过程也创造经济活动。

问题在于，这种城市化考量仅仅只是经济学和工程学的考量，而较少甚至完全忽视了社会、政治和环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对社会、政治和环保等因素的考量下进行的大城市化，最终必然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性现在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来，也没有人可以预测，但最终还是会出现。

第一，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国家区域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优质资源也是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多年来，人们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在优质资源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情况下，内需社会很难再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如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城市也呈现出强者愈强、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穷者越穷的局面。这个局面不改变，国家的发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结构因素不变，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和改革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国在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颈，因为改革都过于侧重这些领域的微观面，而忽视了城市结构问题。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拥有中国最好的医院和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国各地的人群还是会蜂拥而至，不管怎么样的政策都难于阻挡人群流入北京，也难以把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口驱离。只有把优质资源分散化之后，这种情况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变。

第三，大城市化产生巨大的负面社会政治效应。一些大城市越来越富裕，而越来越多的城市则出现贫穷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已经俨然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小城镇包围大城市”之势。如果中小城市继续被忽视，那么它们必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的基地。西方现在所盛行的民粹主义并非来自大城市，而是来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镇，因为中小城市和城镇一直被忽视。

再者，城市越大，执政党、政府和社会、人民的不信任感就越深层。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来自政府所能提供的0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需要城市规模，城市过小，公共服务就很难提供。但是如果城市过大，政府更难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这些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出现反PX和建立垃圾处理工厂的社会运动。实际上，中国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围，并且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建设垃圾处理工厂是当务之急。但因为社会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难作为。这样下去，城市肯定会发生生态危机的。

第四，更为严峻的是，就国际政治来说，城市过大往往对国家造成不安全。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人们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思考。尽管今天和平是大趋势，但很难排除战争的可能性。现代战争对城市的摧毁能力越来越强。毛泽东时代搞“三线计划”就是为了战备。当时政府把工业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内地。毛泽东想把中国的各个地方建设成能够“自给自足”的单元，以防战争的爆发。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但并不是说城市化不需要考虑战争状态了。

很简单，美国如果华盛顿特区、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被轰炸掉，美国的整个体系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被炸掉，那么整个国家就要完蛋。同样，日本的东京一完蛋，整个国家就完蛋；韩国的首尔一完蛋，整个国家就完蛋。这是资源高度集中的劣势与缺陷。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否则就会铸成大错。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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