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大城市化的陷阱

时间:2017-03-07 09:4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8%达到现在的56%左右。如果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城市化的70%水平来计算,中国离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个百分点了。

也就是说,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历程。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既强劲又脆弱,城市扩张很快,但质量低下,不仅过程充满了风险,城市现状也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也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人对国家的城市化现状产生了诸多忧虑和焦虑。中共十八大前后,城市化曾经被界定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其中一大来源,有关部门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过,城市化已经逐渐在政府的议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动力似乎已经不再。为什么?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为何不再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看原来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简单地说,今天的政策调整是对原来政策的一种反应。如果原来的政策不能为继了,那么就要进行政策调整。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检验原来的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

第一、主导原来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义,即单纯的经济增长。投资、贸易和消费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城市化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投资空间,而且也带动了其他消费和贸易两个领域。在GDP主义的指导下,在各级官员那里,城市化就变成了简单的盖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动力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有关,因为房地产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各级官员大力推动城市化,很快导致了产能过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现了“鬼城”现象。房地产领域的产能过剩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严重的。

第二、城市化过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经常被忽视,导致城市越做越大,也越来越不安全,不断暴露出城市的无比脆弱性来,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体滑坡、雨季洪水泛滥、危楼等等,更不用说是导致民怨沸腾的雾霾现象了。

第三、户口制度改革没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乡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是农民工或者农民。尽管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但他们还没有被整合进城市。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农民的现象。

所谓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过度扩张过程中,把原来的农村“包围”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后又没有解决所产生的现象。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本质上“城中村”还是保留着农村生活方式,在就业、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第四、城市规划往往变成市长规划。一般来说,中国的城市都有城市规划。但现实中,中国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规划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难根据城市规划来进行,往往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官僚性质,城市规划演变成市长规划。“一个市长、一个规划”的情况到处存在,并且上下任市长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往往是下一个市长要不修正上一个市长的规划,或者完全搁置而重来。更为严重的是,每一任市长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长,而非城市规划意义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础设施建了拆,拆了建,结果所谓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越来越糟糕。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过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败,因为很多市长必须通过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败的机会。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导致专业人才的缺失。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的城市是有行政级别的,中国有首都、直辖市、省级(会)城市、半省级城市、地区级城市、县级城市、乡镇等等。而且,在一个城市内部又分成多级政府行政级别,基本上都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

新加坡500多万人口,但只有一级政府,即使算上市镇理事会,充其量一级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万甚至更少的中国城市则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而且,城市内部几乎大部分组织包括学校、医院、国有企业等都有行政级别。这种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导致城市专业主义的低度化,因为专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经常处于直接的对立状态。

一个城市的文明有待于专业主义的充分发挥,但中国的专业主义(例如城市规划)必须屈服于官僚主义(市长规划)。中国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设不错了,但软件(城市管理)远远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专业主义没有多少生存空间。

除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现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议程一直不仅被忽视,仍在流行,主导着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这些现象不仅在阻碍城市化向深度发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错误的方向。

还没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现象

在种种现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两种趋向,一是单个城市的趋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设。城市趋大化已经造成了中国的超大城市,即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并且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仍在继续增大。如果不做城市体制改革,这些超大城市还会继续增大,直至最后大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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