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从历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制度化因此也是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恒课题。

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包括民主制度。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言，美国制度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制度化，导致没有伸缩性。但其实不然，制度很容易遭人忽视甚至破坏。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福山不再持这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制度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

特朗普基本上把整个建制搁在一边，自己搞一套制度来运作。其后果正在显现出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如果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黑天鹅，飞进一个制度化不高或没有制度的国家，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福山也曾经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如果说美国过度制度化，那么中国制度化则远远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实践上并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视为是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高度的确定性，而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作保障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

自从中国近代传统王朝国家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之后，中国的数代精英一直在寻找合适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期间因为内外部因素，制度建设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的内部制度建设。

毛泽东制度建设有功

毛泽东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今天中国运作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一代确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功劳是制度建设，而不是今天左派或极左派所说的，诸如“阶级斗争”“文革”“取消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等。

这些作为理想，毛泽东努力追求过，但没有在当时得到好的结果，也没有留下好的遗产。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被左派追捧的部分，从来就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过，而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因此，只有到了困难时期，人们才会去怀念毛泽东；形势一好，人们（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就忘了他。

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毛泽东自己确立起来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邓小平一代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把制度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修改宪法、法制建设、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

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或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

邓小平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的进步。为了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实行了“接轨”政策，即通过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层面和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所确立的。同时，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力主的“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

就经济发展而言，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成就很大。在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红利。同时，胡温时代也继续进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时期最具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发生在社会领域。这是必然。1990年代主要议程是经济发展，社会领域不仅建设不足，而且遭到很大的破坏。

社会体制建设和社会政策是胡温时期开始的，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会保障等。不过，在政治方面，这个时期制度建设不足。法治建设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被新出现的“维稳系统”的阴影所笼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对付危机，而非制度改革。如果没有“维稳系统”的出现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件事情，这会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