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时代，执政党“讲政治”，这里的“讲政治”是讲政治大局，主要是要扩展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与政治。“三个代表”因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情，促成了执政党转型成为一个包容性和开放性政党。

胡锦涛时代，法治建设可以说没有什么大进步，甚至有倒退的迹象，主要表现在维稳系统的出现，政府方面过度使用暴力手段来管控社会，包括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些实践，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不过，另一方面，执政党也意识到执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开始进行社会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举措。普惠性社会政策的建设，是这个时期的主要贡献。

十八大之后，再次回到了“大政治”的格局。权力集中、顶层设计和反腐败等逐一展开，在此基础上，四中全会出台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标志性改革文件，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文件。但为什么在现实中会出现本文开头提到的这种情况呢？

简单地说，“小政治”又开始在一些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一些部门领导人用自己的利益充当部门的利益，用部门的利益充当国家的利益，促使他们使用最危险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把司法制度演变成政府的一种简单工具。

当“大政治”牺牲于小政治时

无论是聂树斌案还是雷洋案，人们最终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以司法形式出现的“政治判决”。司法领域，过程和程序至为关键。人们不能简单地断定执法人员就是有罪的，因为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发生问题甚至错误，但做出结论的过程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才能给双方一个公正的结论，给社会一个交待。

当“大政治”牺牲于小政治的时候，司法正义就消失了。政府方或者代表政府的法官方，用政治力量或者行政力量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老百姓或者代表老百姓一方的律师，也同样会诉诸于不同形式的政治。这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律师诉诸于街头政治、社交媒体、海外声援等方法，来获取司法正义的情况。

当律师走出法庭而走上街头的时候，法治就止步了，政治就开始了。在中国，这种行为不但被人们所接受，而且也被褒扬。这背后是有政治原因的。一句话，“小政治”经常使中国的司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即使是在践行法治的西方，司法正义也是“小政治”牺牲于“大政治”的结果。西方的法治远早于民主，这是因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家都意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司法不独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没有法律的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人会是安全的。因此，司法成为第三方，是独立的一方。

任何国家，执政党都控制立法，因为立法过程永远是一个政治过程。不过，一旦法律产生了，政治就要止步，把司法让位给专门的法律人员。尽管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但相对独立则是可能的。司法的独立和民主也不那么相关。

香港的法治在港英当局时代就已经确立起来，现在香港在民主化，法治反而经常遭到破坏。新加坡一直被西方视为权威主义政权，但其健全的法治体系为西方所称道，新加坡在一党独大体制下，实现了司法的独立。

也就是说，司法的进步是“大政治”的结果。没有“大政治”格局，法治永远建立不起来，司法正义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没有一方可以感到安全。可以这么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大政治”观主导下确立了“法治”建设的目标，今天法治理念的实现仍然需要“大政治”的格局。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和确定的：对执政党来说，司法相对独立牺牲的只是绝少数人的利益，而赢得的则是民心的信任，因此也是整个政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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