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实在很难理解2016年年末所发生的两件事情的一致性。第一件是聂树斌案在经过20来年的沉冤之后被“平反”；第二件是北京雷洋案的“结局”。这两件司法领域的事情相差没有多少天，都牵涉到老百姓的“人命”，牵涉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第一件事情令很多人感激涕零，总算对冤死了20多年的那个年轻人，和为他叫冤了20多年的父母亲有了交代。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了中国司法的进步和法治社会的曙光。可是，没有多久，雷洋案的“结局”则使得同样一些人再次迷惑起来，不知道中国法治的明天在哪里。

雷洋案的发生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激荡并不难理解，它标志着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成为另一个雷洋。雷洋案的如此结局，尽管也是可以预想到的，却很难让人接受。正如人们不知道聂树斌案为什么可以“平反”那样，人们也不知道雷洋案怎么会有如此的“结局”。

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比起20多年前发生聂树斌案时，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至少他们要求对一位平民百姓的死亡有一个“说法”。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权利意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时期，官民互相伤害的案例比比皆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老百姓权利意识觉醒的年代。

很多年来，每当发生平民和政府的司法案例，总会引出中国社会的大争论，引出人们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无论是早年的南京彭宇案和上海的杨佳案，还是近年来的709律师案、太原的周秀云案和河北的贾敬龙案，都说明了这个大趋势。

权利意识有了，不过权利的实现仍然遥远。老百姓对实现这种权利的期待之高毋庸置疑。这就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出台以“法治”为核心的治理改革方案之后，中国社会大受鼓舞的社会背景，人们从中看到了法治社会的大方向。当然，“法治”这一改革和发展方向的确立表明，执政党已经意识到了“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方式。

人的权利的实现，每进一小步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和人的权利的实现密不可分。今天很多人把实现发展权，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议程，这并不那么确切。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府的确把工作重点，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就制度建设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便是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改革是法制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为辅。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领导人，把法制建设提高到执政党的最高议事日程。

结束文革“无法无天”的日子、平反之前的冤假错案、法制建设十六字（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等，为当时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乔石委员长力主的“法治”写入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十八大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执政党专门召开一次全会来讨论法治建设，并且把法治建设提高到最高的议事日程。

为何法治实践的进步那么艰难

但是，就法治实践而言，为什么进步那么艰难呢？尽管法治建设既关乎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关乎社会，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执政党及其政府无疑起主导作用。很显然，法治实践受执政党及其政府内部的“大政治”和“小政治”的影响。

如果执政党行“大政治”，法治就会进步；如果执政党行“小政治”，法治进步就出现困难。这里所说的“大政治”指的是执政党对其执政的社会基础的追求，“小政治”指的是执政党内部的局部利益。“大政治”和“小政治”对应于是中国经常使用的“大格局”和“小格局”。

毛泽东具有大政治观，他所关切的是官僚主导但脱离社会的状况。不过，他所使用的方法极其错误，即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使得“大政治”演变成“小政治”，党政官员和社会之间恶斗，最终造成了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便是对执政党本身的威胁。

邓小平也具有大局观，他做了两件大事情，一件是前面所说的法制建设，另一件是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之后，尽管在法治方面进步不大，但其他方面也还是能够认识大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