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代表为何缺席当年诺奖颁奖典礼？

到了12月份，李政道和杨振宁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中国大陆方面的报道仍然保持了低调的“冷处理”方式。《人民日报》12月11日在第6版的右手边缘刊登了一条短讯，标题为“李政道和杨振宁到达斯德哥尔摩　我国驻瑞典使馆人员去机场欢迎”，全文如下：

“新华社10日讯 斯德哥尔摩消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中国两位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于8日下午偕夫人抵达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徐中夫，瑞典外交部、瑞典科学院及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代表均赴机场欢迎。”

字数仍然是109，是这一版字数最少的一则消息。有意思的是，同一版上还以几倍的篇幅刊登了题为“苏联科学家介绍李政道杨振宁等人的工作 确定宇称并不守恒是重大科学成果 苏联兰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解释了同类现象”的文章（图八），标题和内容给人的印象是，李杨吴的工作“是重大科学成果”，得到了苏联科学家的“确定”，而苏联兰道（也译为朗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似乎也不亚于李杨的理论。应该说，朗道是杰出的物理学大师，他读了李杨论文的预印本之后先是反对，到了1956年10月改变了态度，基于宇称不守恒也做了中微子二分量理论的开创性工作。（赵天池：《天之语物之道》246页）但是毕竟李杨理论在先，朗道理论在后，世所公认。

图八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第6版

而12月10日的正式颁奖仪式的报道则出现在《人民日报》12月12日的第五版左下角，这个报道更加“惜字如金”——标题是“李政道杨振宁接受诺贝尔奖金”，全文是：

“新华社11日讯　斯德哥尔摩消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中国的两位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举行的仪式上接受了奖金和金质奖章。”

这篇短到不能再短的电讯只有一句话共60个字，外加一张照片，照片说明是：“12月10日，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左）、杨振宁（中）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右）向他们致贺。”

从此以后，李杨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工作就在中国的公众媒体上几乎完全消失，只是在普及科学知识和报道外国专家访华时偶尔提到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到1970年代初才有所改观。

《人民日报》12月12日的报道除了极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没有提到中国的官方是否出席了颁奖仪式。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时中国和瑞典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斯德哥尔摩驻有大使。《人民日报》前一天报道李杨抵达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还提到“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徐中夫”也在赴机场欢迎的人群之中。可是到了正式授奖的仪式上，中国官方的代表反而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不见了。显然，这不是记者的错失，唯一的解释是：这个重要的仪式上确实没有中国的大使或其他代表在场。实际上，这个蹊跷的缺席在当时就有少数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注意到了，只是在反右开展后的肃杀政治氛围下，没有人公开说出来而已。不能公开说，各种传言就流传开来，有的说是因为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派员出席了授奖仪式，中国大陆的政府代表拒绝出席以示抗议；也有的说，因为李政道、杨振宁在受奖演说中表示了对美国的感谢之意，中国大使当即退场。总之，结果是《人民日报》完全不提中国的大使是否在场，只用了一句话打发了这个全体中国人本应该感到光荣的里程碑事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大使为何不像其他获奖者祖国的大使那样，光荣地坐在颁奖仪式的大厅里？六十年来，这个疑团没有人澄清过，成为1957年李杨获得诺贝尔奖事件中的一大盲点。本文作者希望能在这里尽可能如实地还原当年《人民日报》用几句话带过的那些事背后所发生的一切。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31日宣布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它给自己的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这两个得奖人来自美国，可是他们不是美国的公民，而是中国的公民，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而这是一个同瑞典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同瑞典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情况可能是瑞典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为了防范意外的发生，当局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安全措施。《纽约时报》12月9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瑞典保护两位诺奖获得者”。文章说：

“瑞典当局对两位由美国抵达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家，采取了二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安全措施。……只有两名记者知道他们飞机降落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做？该文章说：“中共大使馆的三位官员等待在机场迎接，以便提供一切可能的途径，让两位持‘中华民国’护照的获奖者尽快返回中国。两位乘坐的SAS航空公司飞机先后降落后，等在跑道边上的迎宾轿车立即分别接上，送往城里的宾馆。……官方表示，李杨停留期间瑞典将阻止中共试图与他们接触的任何行动”。

前文已经提到美国当局对于“中国可能会诱惑他们归国或者把他们绑架走”的担心，这种如临大敌的安全措施显然是美国同瑞典政府商定的。

美国和瑞典政府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无限夸大敌情的冷战思维。中国当局其实没有这种意图。同一篇《纽约时报》报道说，当时有记者问中国使馆去机场接机的文化参赞徐中夫，中国政府是否打算促使这两位科学家回国，参赞的回答是“这要由他们决定。”杨武之在八月份从瑞士带回杨振宁“暂时不拟回国”的信息，使得中国当局知道争取他们回国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他们得了诺贝尔奖，争取他们近期回国就变得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了。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中国当局只希望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渠道，以便作长期的工作。而这一任务落到了物理学家张文裕先生的身上，这是因为张先生一年前刚从美国回到中国，回国时还带回了李杨在1956年10月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预印本（1956年6月22日发布）。张先生跟李杨二人在西南联大时期有师生之谊，在美国时，又因为从事同一领域里的研究，跟李杨二人有很多交往。此时他正被派往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那里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核子研究中心。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去也十分方便。

据杨振宁先生2011年在清华大学接受本文作者之一王作跃访谈时透露，张文裕去瑞典时还带了一封杨振宁岳父杜聿明给杨夫妇的信，但张在机场迎接杨振宁夫妇受到瑞典政府阻挡让杨很不高兴。他特意告诉瑞典方面他希望张文裕能参加诺奖授奖典礼和晚宴。但授奖典礼当天因为知道有一位台湾中央社记者洪珊将出席，中国大使馆临时决定抵制授奖典礼，从而导致了中国大使韩念龙和张文裕缺席。美国《新闻周刊》杂志（1957年12月23日号）在一篇题为“这些中国人的选择”文章里特意提到，在授奖仪式上中国大使的椅子“是整个大厅里唯一空着的”。张文裕缺席典礼让李杨非常失望。他们在典礼结束后打电话力邀张参加当天的晚宴。到了晚宴时，可能是由于张文裕的坚持，中国大使馆终于同意张文裕参加。而等到张到场时，晚宴已经进行了一半。据《新闻周刊》上述报道，中美两国大使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当天的晚宴。

杨振宁先生这一段回忆同《纽约时报》关于瑞典当局的超常安保措施的报道是一致的。也同台湾的《中央日报》12月10日的报道一致，该报道说：

“瑞典当局曾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免这两位中国物理学家受共党分子的烦扰。关于他们的到达时间，新闻全被封锁。”“匪伪‘大使馆’的‘文化随员’曾率领另二人在机场伫候终日。”“当李杨两博士下机后，匪共人员趋前向他们说：‘我们向两位祝贺’时，这几名匪共人员即被瑞典外交部代表推开。”

从杨振宁先生的回忆和各方报道来看，瑞典方面确实按照惯例，为授奖典礼邀请了获奖人祖国的使节，也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得奖人的国籍是“中华民国”，仍把请柬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贵宾的椅子都为他准备好了。韩念龙大使也确实已经做好出席典礼的准备，结果却因为在最后时刻发现有台湾“中央社记者”的出席而作罢。由此，中国的官方代表缺席李杨授奖典礼的原因真相大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不愿意同“中央社”记者同时出现在这个全球中国人应该共同欢庆的场合，致使授奖典礼上为中国政府代表留的椅子一直引人注目地空着。

事后来看，这个决定应该说是失策的。“中央社”虽然是台湾当局的官方通讯社，它的记者到场采访，国际上没有人认为有代表政府的意义，当年韩大使显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张文裕本人很可能是不同意抵制授奖典礼的。他后来“单刀赴晚宴”起了一点亡羊补牢的作用，但不能挽回大使缺席造成的损失，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了一个宣示自己是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祖国的历史机遇。

另外，还可以猜测，授奖典礼上中国大使的缺席，使得李杨在这个国际瞩目的场合成为没有祖国代表前来庆贺的“海外孤儿”，从而给李杨的心理蒙上一点阴影，疏远了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他们会觉得这个初次近距离接触的“祖国”，有点“天威难测”，因为一个台湾记者的出现，竟可以拒绝出席他们的庆典。或许，这种心理阴影对李杨在1960年代初先后作出加入美国籍的决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杨武之和张文裕的努力并没有说服李杨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尽快回国访问或定居工作。他们也确实在当时没有去台湾，但是对于回大陆，他们显然顾虑更多。当时中国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连基本的民间直接通邮都没有。从工作条件来说，稳定而良好的研究环境，同行之间以及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迅速通畅的交流，回中国后这一切都势必变得十分困难，他们的研究要想保持在国际水平的最前列，恐怕很难做到。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李杨大概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同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李政道在1951年送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巫宁坤归国时就说过自己不回国是因为“不愿让人洗脑子”的话。（巫宁坤：《燕京末日》）杨振宁在授奖当日晚宴上的简短演说中也说了一番可能会引起中国当局“误会”的话，据美联社报道，他“追述了1900年中国义和团所发动的驱逐外国的起义，外国联军平息了这次起义, 向中国索取了赔款。杨振宁说: 美国立即归还了它所获得的一份赔款，供教育学生之用。这种措施足以说明美国是怎样的国家。我就是这种措施的一个直接的受惠者, 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渊源于西方的科学。”（见《参考消息》1957年12月13日）

除了思考，还有忧虑：据“关于杨振宁的一些情况”一文（载《宣教动态》1957年11月19日）记载，陪同杨武之先生前往瑞士的张象昺说，杨振宁“对于思想改造很反感”，而且“认为中国目前是太平的，但是十年二十年目前这一批老的领导人员过去以后，会不会再乱起来，是很难说的，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认为美国不会内乱。杨一见到张没有五分钟就提出这个问题，张并没有说服他。”这些文字应是张象昺先生回国后的汇报（张的儿子张守廉是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也滞留美国未归），如果他没有歪曲杨振宁的原意的话，显示了杨先生对于中国政治稳定的深深忧虑。历史后来的发展被他不幸而言中：1966—1976年间，中国果然发生了一场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假如他当年回国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无法猜测，但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他的孩子将不会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而极可能象许多五十年代海归的子女那样，成为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小小的历史插曲的时候，不能不佩服杨振宁先生对历史的洞见和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