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李政道、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　引起美国科学界很大震动”的报道，报道说

“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中国留美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已经震动了美国科学界，并且引起了世界物理学家们的重视。”

报道还引用了美国主要报刊以及科学家对于这项科学成果的赞扬和高度评价。此后，《人民日报》还在5月1日和5月8日两次报道李杨二人获得爱因斯坦奖金的消息。《光明日报》当时还是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它除了跟随《人民日报》登载同样的消息以外，还在5月19日刊载了新华社的电讯，报道杨振宁受法国政府邀请，到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作学术演讲。可见，中国大陆方面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一直追踪关注着他们的活动。报道虽然迟了一点，但是从大陆报刊对于此事跟踪报道的来看，不能认为中国大陆的官方对于这项科学成就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除了公开发行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外，只供县级以上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在1957年3月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李政道、杨振宁的“重大发现”，综述了前面提到的台湾《中央日报》和中央社对于李杨的物理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最初报道。（图六，红色框所示）《参考消息》原本是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刊登境外通讯社和报刊所载消息和评论的内部报纸，1957年3月1日扩大发行到县级干部。它在扩大发行的第二天就刊载了这样的文章，说明李杨的科学研究工作确已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

 

图六 《参考消息》1957年3月2日

 

在世界各地中文媒体对于李杨吴三人科学研究成就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各方都声称李杨吴三人是中国科学家。如亲国民党的香港《工商日报》在最初的报道中，虽然误以为李杨二人已经加入美国籍，仍然把他们称为“两名青年中国核子物理学家”。《中央日报》则把他们称为“我三科学家”、“饮誉全球的中国物理学家”。中国大陆方面则同样称他们是“我国留美物理学家”、“中国留美青年物理学家”，《参考消息》报道的标题还说李杨二人是“蒋帮极力拉拢”的对象。可见，当时海峡两岸的政府和媒体对于李杨二人的身份是没有异议的，一致称他们是中国的科学家。当然这里“中国”的含义在两岸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一种早期实践。

1957年5月以后，李杨吴三人在科学界造成的的冲击波过去以后，关于他们的消息从大众媒体淡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半年以后的10月31日，瑞典的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人，以表彰他们“对于所谓宇称守恒定律的透彻研究，该研究导致了基本粒子领域的重大发现”。说这个消息出人意料，并不是说人们对他们的科学成就是否有资格获奖有什么保留，而是说，从他们发表质疑宇称守恒定律的论文到获得诺贝尔奖之间只有一年时间，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是出乎许多人预料的。其实，诺贝尔本人在最初的遗嘱里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将奖金“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这个愿望至少到那时为止，并没有真正实现，因为科学上的突破和创造发明，通常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验证和确认，一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按照规定，每年诺贝尔奖的提名须在当年2月1日完成，尽管李杨的文章在1956年10月发表，而科学家从来都只相信实验，很少有人会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提名他们，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新闻发布会刚在1月15日开过，也就是说，对李杨的大量提名信是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寄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像李杨那样的科学突破，从提出假设，到多个独立的实验验证仅仅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即告完成，而且获得科学界一致推崇，至今在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对于来得多少有点突然的荣誉，台湾官方迅速作出了反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教育部长张其昀和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在当天即向李杨二人发了贺电。张其昀还在当天发表谈话，称“中央社从巴黎传来最好消息，就是我国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二位博士已经荣膺本年度诺贝尔科学奖金。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不仅为中国学术界莫大的荣耀，亦为我全民族增加无限的光辉。”《中央日报》在11月1日头版刊载了美联社发自普林斯顿的长篇电讯和中央社发自巴黎的电讯报道这事件，所用的大标题是“杨振宁李政道两氏殊荣 研究物理成就卓越 共同获诺贝尔奖金”，副标题是“杨李两教授合作研究推翻了‘对等定律’ 当代学者认为科学上一次革命”。该报在第一版共有四个大标题下的通讯对李杨二人的科学成就、经历和家庭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刊登了李杨二人的照片。（图七）《中央日报》在随后的几天都有跟李杨获奖有关的消息报道，在11月2日的报道中《中央日报》提到：“杨、李二人都不是美国公民，但都已获得在美的永久居留权。”而且引用中央社的话说：李杨二人“对于他们是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一事不愿多谈。”11月3日的报道则是中国广播公司通过长途电话对李杨二人的采访内容，还全文转载了李政道用上海话对她母亲和哥哥的问候。

 

图七 1957年11月1日《中央日报》头版

 

台湾的其他报纸也都把这件事视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光荣。如11月1日的台北《新生报》登载了题为“不朽功业两青年”的记者专访，报道了对居住在台湾的李政道亲属的采访，记载了母亲和二哥对幼年和求学时期的李政道的许多生动的回忆。文章还提到李政道“出身苏州名门”，其祖父做过很久的基督教会督，父亲抗战前在上海经营工厂。该文也报道了对杨振宁岳母的采访，介绍了杨振宁夫人为“抗战时名将杜聿明的长女公子”，曾在1952年回台湾探亲返美时因签证问题受阻，一年后得到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和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帮助才得以回到丈夫身边。……台湾各报对李杨二人的方方面面似乎有说不尽话题。

如本文开头提到，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是《人民日报》在11月1日第五版刊登的新华社巴黎讯，全文如下：

“斯德哥尔摩消息：我国留学美国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宇共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这是瑞典科学院31日发表的公报中宣布的。公报说，李政道和杨振宇获得诺贝尔奖金，是由于他们对‘宇称守恒定律’作了精湛的研究，从而导致基本粒子方面的重要发现。我国的这两位物理学家在去年夏天进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动摇了三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微观世界的一个基本物理定律——‘宇称守恒定律’，不久这个观念就为我国另一位科学家吴健雄在实验中证实。”

二百多个字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如果不是提到“我国的物理学家”，仿佛在报道一则关于外国科学家的新闻。第二天的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电贺李政道杨振宁的消息出现在第一版，也只有一句稍带感情色彩的话：“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在《人民日报》的其他版面以及此后的一个多月内，没有任何有关李杨得奖的消息，直到12月11日和12日，才登载了李杨二人到达斯德哥尔摩的消息以及关于颁奖典礼的报导。

从2、3月份到11月份，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李杨获得诺贝尔奖的报道力度和热情似乎一落千丈。按说，年初的的消息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对新闻界发布的，但当时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李杨吴三人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报道虽说迟了一点，其它方面无可挑剔：报道的规格适中——放在第一版的中心位置，内容翔实——新华社讯加上编者注共850字，而且有于敏先生的图文并茂的长篇科普文章，让读者感觉到当局对他们科学成就相当重视。与此相对照，10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李杨诺贝尔奖代表了全世界科学界对他们二人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最高奖励，消息传来，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的规格显然同它的份量极不相称，而且用了平铺直叙的文字来报道这个本应热烈欢呼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年初到年底这大半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使得中国大陆媒体对于这样一件事前后有如此冰炭悬殊的态度？

政治考量：“在卫星的阴影下”

前述1957年2月17日的《宣教动态》所载的文章显示，中国当局在如何报道李杨吴三人科学成就的问题上，政治考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该文在简要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后，立即转入政治话题：

“虽然这是物理学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但美国和香港各报却反常地、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据我们初步估计，这是有政治目的的。纽约时报一反科学界惯例，公开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宣传性的实验报告，纽约时代周刊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这一消息。香港真报二月六日、七日也以头版头条加以报道，并连续数日刊载了宣传和介绍的文章，认为这一发现‘震动了世界’、‘等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就’、认为宇称守恒定律过去与能量守恒定律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香港真报在一篇短文中并将这一事件与钱学森回国对比而宣传说：‘大吹大擂而回到大陆去的钱学森博士如何呢？有若何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么？’并接着说：‘周恩来以至中共的宣传和特务人员一定是全力设法争这三位科学家的！’台湾方面也极端注意这一事件，伪教育部已决定授与李、杨、吴三人以荣誉科学奖章，并邀请去台讲学。伪外交部长叶公超在美也曾专门宴请了杨、李二人（吴未参加）。”

从这段文字的口气可见，中国的领导人在获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发布的新闻后，最初的反应很可能是，怀疑美国和台港的报道有政治目的，从而怀疑这是否真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观察一段时间并咨询国内的物理学家之后，他们判断，一，这确实是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二，对美蒋的大力宣传的政治目的需保持戒心。中国报刊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是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权衡后的结果。基于第一个判断，这事应当及时报道；基于第二个判断，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要注意分寸，避免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从政治上考虑，对此进行报道不免会让读者联想到：李杨吴三人的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是接受美国培养的结果，而他们在赴美深造之前是由国民政府时代的教育体系所培养。毕竟当时中国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停战才四年，国共内战结束也不过八年，中国当局对于美国和国民党这两个对立面敌意甚深，当然不愿意改善对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也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主要归功于中国留美科学家。这一事实对于鼓舞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无疑有正面作用。1957年初的中国正处于相对安定、宽松的时期。前一年里，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而奋斗”，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两相权衡，当局还是作出了适当报道的决定，所以我们看到2月下旬到5月间中国大陆报刊对于李杨吴三人科学成就的一系列相当客观的报道。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这种权衡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其中最重大的事件要数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了。《人民日报》在10月6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第二天即以“为苏联的伟大科学成就欢呼”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社论说：

“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导弹的成功，标志着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已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以自己的光辉的榜样，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社论断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落后是命定的了。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而社会主义则有如旭日东升。社会主义本身的优越性和它的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将把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其唯物史观的基本信条，但是从这篇社论热情洋溢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这一科学成就大大加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刻已经提前来临了。这种“制度自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事实上，这个论断正是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后首次公开发表的——11月17日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毛泽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所以在毛泽东11月2日登上飞机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前两天——10月31日，传来瑞典皇家科学院把当年诺贝尔奖授予李杨二人时，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可能已经不同于年初了。因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而“制度自信”满满的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李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反应也许不是因为得奖人是中国科学家而欣喜，而是感到自己不容置疑的论断受到了挑战——按照《人民日报》在10月7日发表的那篇社论的逻辑，科学成就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指标，而诺贝尔得奖人竟然是在美国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岂不让人觉得二十几天前已被断言“命定”落后腐朽的美国也能有先进的科学？尤其是，诺贝尔科学奖不同于其他奖项，是公认的对科学家的最高表彰，一个国家的诺奖获得者数目是其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世人显然不会把李杨作为中国人获奖归功于他们出生地中国，只会给美国的科学增添新的荣耀。所以，对于那些坚信东风已经压倒西风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显得难以调和。

事实上美国确有舆论把李杨的诺奖当作平衡苏联卫星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

“苏卫一号把科学技术与对国家威望的追求如此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从而触动了已被冷战搞得紧张不已的社会神经。因此，当10月31日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华人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杨振宁时，美国人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担忧。当二人于12月份前往瑞典领奖时，美国官员们害怕中国可能会诱惑他们归国或者把他们绑架走，所以‘非常不安地关注着’他们，只有当他们两个人领奖完毕迅速回到美国之后，联邦调查局才松了一口气。”（王作跃：《在卫星的阴影下》第94页）

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李杨获奖的大事宣扬，在中国当局的领导人眼里更加无异是给这种舆论战火上浇油。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张其昀在10月31日发表的谈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现在中国科学家在原子科学上所具的领导地位，业为世界所公认。……（李杨的）重要论文，对近代物理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轰动一时，认为一个新的科学世纪行将开始。现在他们获得了全世界无上的荣誉，真可谓实至名归，诚非偶然。”张其昀在谈话里拿苏联人造卫星同李杨的科学贡献相比较，认为“……俄帝且已放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可是我们要知道，中国青年科学家所做的基本贡献，使俄帝一些科学技术进步，相形见拙，黯然失色。因为李政道、杨振宁新的科学理论正是打击共产主义最厉害的精神武器，而使共产主义的思想完全归于消灭。”（《中央日报》1957年11月1日）

——李杨对于宇称守恒定律的研究，揭示了自然规律在镜像对称下的破缺，不幸被政治人物扯进了论战，用科学技术的成就来论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台湾海峡两岸倒是具有高度的镜像对称性。

1957年5月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发生在国内的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在5月1日刊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到6月上旬，中共领导开始把整风转为反右运动。经过四个多月的反右斗争，《人民日报》在10月19日公布了反右的“前线总指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说：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邓小平在这里把高等学校和科学技术界这两个对国家科技发展贡献最大的领域列为右派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从6月份到10月份，科技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先后受到猛烈的批判。这些批判无法在这篇文章里详述，这里只举全国性批判所围绕的一份名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件为例，来看看当时科技领域里反右运动的声势：这份文件原是属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科学规划问题研究小组”的五位教授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但是被当作“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受到重点批判。在1957年6、7月间的20多天里，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华罗庚的三篇检讨书。（王扬宗：“华罗庚在数学与政治的夹缝中”，《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9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全国委员会在7月份开了四天大会来批判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意见书。主管科学技术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会上说：

“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的敌意，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7月18日“新华社新闻稿”，见朱正：《反右斗争全史》）

这一时期批判文章的标题充满了火药味，例如：“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民盟高教部支部举行座谈会 进一步揭露曾昭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科学家们在反击右派座谈会上踊跃发言 警告曾昭抡钱伟长不要自绝于人民”（《光明日报》1957年7月17日）从这些领导人和报刊上的言辞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开展以后，他们对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存有何等“深厚的”警戒心，以至于到了要提防他们“篡夺国家领导权”的地步。

这样的心态看来改变了中国当局在处理如何报道李杨获奖一事上的平衡点，政治上的忧虑占了上风：除了深恐这个消息会挑战领袖“东风压倒西风”的光辉论断，还因为李杨的得奖使得他们从杰出的科学家上升到世界级文化科学名人的地位，中国的公众必然会希望对他们作全方位的了解，除了科学贡献以外，希望了解他们的家庭、青少年时期在中国的成长经历等其他方面。这就不免会连带出一些事实，是政府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的：如杨振宁的岳父是正在服刑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李政道出生在一个有浓厚基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是上海、苏州地区基督教会的重要神职人员；又如李政道最敬重的恩师之一束星北当时已是极右分子；科技界头号右派曾昭抡、准右派华罗庚和台湾的吴大猷正是当年带着李政道到美国去考察原子弹技术的三位教授，使得李政道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因此对于李杨的报道必须控制，以免人们联想到反动派同得奖人李杨的关系，从而减弱对右派分子的攻势。如果说在年初还有上海《文汇报》在2月份刊载了题为“访杨武之教授谈杨振宁和他的成就”的采访，那么李杨获奖后这类“花絮”“八卦”文章就完全绝迹了。这些因素影响到10月31日大陆对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所作出的正式反应，从而出现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情况：报道规格降低到聊胜于无的水平，二百余字的消息置于第五版边缘，官方完全不表态，代之以在第一版的角落里刊登三位老科学家电贺李杨二人的消息，字数一百余，最后借他们的一句话略表作为中国人的心情：“可喜的事件”。

这种冷处理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陆当局争取杨振宁回归祖国的努力没有成功。在李杨吴这三位科学明星中，杨振宁是回国倾向最强烈的，因为他父母都在中国大陆，而且父亲多病，他一直希望有机会至少是回国看望父亲和家人。上述1957年2月17日《宣教动态》的那篇文章中提到：

“去年苏联召开物理学高能粒子会议时，美国的两个理论物理学家向我代表转达杨振宁有回国之意，后由钱三强去信给杨，劝其回国并暗示杜聿明尚健在，无需顾虑。去年物理学家张文裕由美回国时，杨曾向张表示：已收到钱的信，很感谢，但回国仍有顾虑。后由杜聿明亲笔写给杨一信，已发出，但仍无回音。”

不过这些事都发生在1957年1月之前，当时杨振宁虽然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还没有成为新闻人物。到了1957年春天，杨振宁被邀请在夏天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于是给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同自己和从未谋面的儿媳与孙子团聚。杨武之接到电报后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趁会晤的机会争取他回国工作。当时杨振宁虽未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已经在国际上成为明星人物，因此很快得到了周恩来和聂荣臻批准。杨父于7月6日搭乘图-104飞机经莫斯科去日内瓦与儿子一家会合，于8月23日返国，其间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及参赞趁机访问了杨振宁夫妇，杨也到使馆回访，在使馆观看了反映中国建设的纪录片《鹰厦铁路》。据内部通报称，杨对使馆人员表示回国是早晚的事，但因研究工作尚需继续进行，美国的条件和设备较国内为好，故暂时不拟回国。杨武之回国后对政府帮助他去瑞士与儿孙会晤深表感激，并交回一部分路费（杨振宁给了他一笔钱）。（“关于杨振宁的一些情况”，载《宣教动态》1957年11月19日）看来中国政府当初支付了他的路费，因为他申请去日内瓦时，对政府说的理由是争取儿子回国，而实际上公事未成，这次旅行成了私人的家庭团聚，交回部分路费大概也包含无功不愿受禄的意思。

杨武之争取儿子归国之行正是国内反右运动高潮时期，杨振宁大概也从新闻中了解到若干熟悉的师长如曾昭抡、钱伟长和华罗庚受到运动冲击的情况。另一方面，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也非一年前可比，这大概是他对回国一事更为犹豫的原因。杨振宁对使馆人员“暂不回国”的表态估计是父子商谈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反右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科技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种种不满和批评已经加深了这样的印象：不仅是人文、政法界的知识分子，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有不少人同党离心离德。杨武之劝说儿子回国失利，为这种印象增添了一个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