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样值得“喜大普奔”的事件，《人民日报》在前后相隔五十八年的报道如此厚此薄彼，反映出中国官方对这两件事的热情程度之悬殊。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都是官方的喉舌，除了发布新闻的功能，还有向读者传递舆论导向信息的功能。《人民日报》对于李杨获诺奖消息报道之低调，反映了六十年前的中国官方希望通过报道消息的“规格”给中国大陆的民众传达消息以外的“言外之意”：对李杨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不要过分关注和热情。这就部分解释了上面陈述过的事实：在1957年已经有记忆的老人中，他们对于当年该事件要么没有记忆，要么记忆模糊，因为他们的家长多数没有注意到排在报纸角落里的短讯，那些注意到这条消息的家长——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则从报道的规格领会到官方的意思：这样的事不宜津津乐道，只能在家中或熟人小圈子里提起。《人民日报》在二则报道、总共三百多字的介绍中只是说了“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没有指出这是中国的国民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也都在这一点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无怪乎今天上了年纪的人中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在2015年屠呦呦得奖之前，许多人都在发问“中国人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直到今天（2017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还把2015年当作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元年：“2017年诺贝尔奖正于这几天陆续揭晓。今天发的是2012年的一篇旧文，当时距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三年。”可见，李杨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不是中国人这个误区是何等普遍和根深蒂固。

细说从头：大陆媒体的报道热情缘何一落千丈

人们不免要问，1957年《人民日报》对李杨获奖的报道如此简约，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中国操新闻报导决策权的当局对李、杨二人研究成果的意义缺乏认识、不够重视呢？历史的记载似乎不支持这样简单的判断，而是显示出它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科学研究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事业，但是一旦进入公众领域，就不可避免有政治因素介入，尤其在1957年的中国，国内的反右斗争高潮、国共两党的隔海对峙、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冷战……都或深或浅地同一件原本属于科学领域里的事件纠结在一起。为了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有必要顺着时间的脉络对于这一段历史细说从头——

查当年历史，导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论文“质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首先发表于1956年的10 月1日出版的美国《物理评论》杂志104卷第1期上，当时李政道的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杨振宁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当时杨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所以论文上有他的两个地址）。他们论文中对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的挑战在1957年的1月份即得到三组科学家的实验结果的证实。其中两个实验组的带头人分别是吴健雄和里昂·莱德曼，他们当时也都是哥伦比亚物理系的教授。吴健雄和莱德曼报告实验结果的论文同时在2月15日的《物理评论》105卷第4期上发表，而且两者都注明是1月15日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在论文送抵《物理评论》的1月15日下午二点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现代物理学几十年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李政道、吴健雄和莱德曼等人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于是，一项学术进展立刻成为轰动的大新闻，从学术界关心的课题变成了一个大众媒体的话题。

科学研究在美国一般都处于社会焦点的边缘，普通的百姓也不关心高深抽象的学术问题，所以美国的非学术报刊很少报道科学进展的消息。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堪称美国第一大报的《纽约时报》罕见地在头版报道了发布会的消息，标题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据称被实验推翻”，副标题是“核理论中的宇称守恒定律遭到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研究院科学家的挑战”。《纽约时报》还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会上发布的物理实验报告。《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同一天也登载了前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发布会的报道，标题为：“物理‘原理’出错，镜像反射不真”，并且附了一张吴健雄的照片。（图三）

图三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7年1月16日

由于李杨二人是中国人，在纽约派驻记者的中文通讯社和媒体自然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例如有一家名为“泛亚社”的新闻机构在1月15日当天就发出了一条电讯，标题为“我国两位青年科学家 对宇宙基本定律 指出三个系错误 重要性等于爱因斯坦相对论”。（见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二版）（图四）大概由于抢时间仓促报道，标题和内容多有明显错讹之处。报导说：“两名青年中国核子物理学家（已入美国籍），彼等曾举行试验，有力表明至少有三个宇宙基本定律系属错误，此两科学家一为三十岁之哥伦比亚大学李教授；一为三十四岁之普林斯顿研究院之杨教授。”记者连李杨二人的中文名字都来不及弄清楚，国籍也弄错了，而且记者显然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更没有听懂会上介绍的内容，写出来的中文报道不知所云，还把吴健雄做的实验按在李杨二人的头上，在六十年后的读者眼里显得十分可笑。

图四 香港《工商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二版

比较起来，台湾《中央日报》首次登载这方面的消息比“泛亚社”靠谱得多。它在１月１８日报道“中央社纽约１６日合众电”，标题是：“对等性定律（指宇称守恒定律，下同——引者注）被根本粉碎，哥伦比亚大学宣布我三科学家有贡献”。接着在1月19日《中央日报》报道了“罗家伦向吴大猷祝贺”的消息，文章说：

“前中央、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氏，昨天专程到吴大猷博士寓所，向这位返国不久的原子科学家道喜，祝贺他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和另外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吴剑雄（指吴健雄——引者注），共同对原子物理学中的一条基本定律——对等性定律，有了新的发现和重要的修正。……吴博士这次由美来台的前几天，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和吴博士讨论了几天关于修正对等性定律这件事。”

1月27日，《中央日报》全文译载了《纽约时报》1月16日发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发放的物理实验报告。

显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李、杨和吴在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反应迅速而且十分欣喜，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于这些留美科学家的祝贺与重视。在这方面，他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他们有驻美国和联合国的官方代表，而且，李政道和杨振宁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是由国民政府派出，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无论是政府官员同他们接触，或者他们在台湾的亲友与他们通信联系，渠道都十分顺畅。

例如，《中央日报》在2月4日发表了一张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宴请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丈夫袁家骝等人的照片，来显示“政府佩慰之意”。当年大部分在美华人也大多认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2月5日台湾的“中央社”发布纽约专电：华人组织“华美协进社”设宴招待杨振宁、李政道及吴健雄三位“最近因推翻对等性原理而饮誉全球的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因另有约会，未出席。）宴会上由胡适致词介绍，后由李吴两人向听众致简短演说。他们说，“他们的成就主要系受到胡适所指出的格言所鼓励——即研究学问其成功之道，在于大胆的假设，再继以小心的求证。”（见《中央日报》1957年2月7日）

相对于台湾而言，中国大陆政府当时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也几乎没有文化科技方面的接触。李杨吴三位在大陆也有不少亲属师友，但是中美间无法直接通信，只能转辗通过香港等地保持仅有的联系。中国的媒体只能通过国际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了解在美国工作的李杨吴三人在物理学领域里作出的最新贡献。我们今天不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得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发布的消息。但是根据一份供高级干部阅读参考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收藏），大致可以确定，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这些名字和他们的研究工作最晚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一个月已进入中国领导人的视野里。这份《宣教动态》（1957年2月17日）刊载了题为“美、蒋大力宣传我留美科学家在原子核物理方面新发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后附注了对“宇称守恒”概念的一些通俗知识，十分准确，显然该报道是由内行的物理学家或者咨询过内行之后写的。有理由推断，中国的领导人对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新闻开始是有点警惕的，不知道李杨吴三人的工作是否真的重要，以为是“美、蒋”的“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知道这些宣传不是虚言，开始重视这一科学领域里的重大进展。而中国大陆公众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发生在几天后的2月23日，《人民日报》在当天头版中心十分显要的位置刊登了新华社22日的一则电讯，标题为“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我留美两科学家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图五，红色框所示）文章称：

“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新发现引起我国科学界极大的重视和反应。中国科学院特于昨日在北京举行了学术报告会。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在会上介绍了这项被国际物理学界注意的发现。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张文裕和朱洪元等物理学家都就这个问题作了热烈发言。”

《人民日报》还在同一天的第七版上刊登了物理学家于敏的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对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和吴健雄的实验验证做了深入浅出的科普。

图五 《人民日报》1957年2月23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