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4月30日）中午，新北市平溪老街的十分火车站旁，挤满放天灯的游客。

写满祝福之语的天灯冉冉升起，随着东风吹向老街西边的山林间。那里，有一群老人，撑着带钩的长竹竿在守候，殷切期盼天灯快快落下，让他们回收骨架，交给店家套现。

因为担心爱捡天灯的83岁老母摔在山里无人知，65岁的建筑工地绑钢架师傅陈瑞希周末一有空，就会去为母亲代捡。店家会定期开车来收，一个给10元（新台币，下同，0.43新元）。4月30日当天，他捡了10个，母亲可赚到100元零用钱。

这是全台最老社区的日常景象。据联合国定义，65岁以上人口超过21％就是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台湾两年后将晋升超老社会，而位于新北郊外的平溪，因煤矿业没落、年轻人到城市谋生，老化程度冠全台。

平溪区的龙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明贤（46岁）说，截至2022年底，平溪4300口人当中，已有31.7%超过65岁，但当地也有1800人户籍在平溪但住在城市，因此住平溪的老人已实际过半，可称为“极限老龄”村落。

吴明贤是矿工之子，曾在银行当主管，为照顾患癌妈妈，11年前回乡当导览员，也协助非营利组织“一粒麦子”设立公共托老中心。四年前妈妈病逝，吴明贤大哭一场后，把家乡的阿姨们当妈妈看待，更用心地投入造福人群的社区营造。

让老人感到被社会需要

他说，关键是要让所有老人都感到被社会需要。以公共托老中心为例，他们让70岁老人煮菜和抹桌子、80岁老人从田里拔菜过来、90岁出门开心享用，通过共餐“老老相顾”。中心下午有防摔和肌力训练，还有绘画、缝纫和手工艺活动，导览员为老人的作品策划展览，并转送游客当有奖问答礼物，再把获得的捐款导向厨房和当地学校。

为了扭转年长者“老穷苦”的刻板印象，吴明贤过去四年带了40名老人组成全台最大圣诞老人队伍，到平溪每条老街散播欢乐，也曾请一区老人到矿坑扮鬼，跟游客说童年的鬼故事。

耕耘多年获得认同后，吴明贤向乡亲们说出最想做的事：他希望为家乡追求“全龄的幸福感”，不只老人感到被社会需要，也让青壮年获得就业、小孩得到好的教育。

这些年来，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鼓励青年农夫留下种田，协助他们推销农产品；也根据各人专长，为社区设计不同工作，包括文史工作者、倾听社区心声的社区小管家，还有请年轻人每月回乡两次，为老人家当社区水电工。

为了让年轻人留在家乡，他跟区公所合作，建设雨天也能打球的风雨篮球场，并向市政府争取免费巴士，方便居民到市区购物，也让父母在家乡创业的学生，可以每天从家里到市区上学。

吴明贤强调团队协作，认定一个人跑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他和伙伴们也参与萤火虫复育和导览，开发深度旅游，并每个月邀请企业参与捡天灯，从事“净山”公益。

他坦言，天灯飘到菜园和民居，如果酿成火患会被定义为天灾，无法获得理赔，因此他希望为商家争取到大众化价格，改用可在天空燃净的环保天灯，减少火患。“希望鼓励企业为着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永续理念，让老人家玩玩游戏，送他们物资当礼物，不必再冒险去捡天灯。”

昔日接手照顾抑郁母亲 如今四处服务失能老人

在台北各处服务的64岁居家照顾服务员（简称居服员）郑文化也是陪伴母亲终老后，把小爱转为大爱。

他说，已故母亲经历车祸和心脏绕道手术，晚年备受抑郁症所困扰。他的姐姐为了专心照顾母亲，选择单身，后期也因日夜照顾压力太大而不支，离开台北到南投乡下让身心调适。

郑文化说，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棒，经常半夜起床，陪母亲聊天数小时解忧，也因此习惯了浅睡和早起。

他坦言：“我们都希望父母健康、慢慢老化也容易照顾，但期待归期待，既然是家人，还是要面对。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照顾长辈照顾得很辛苦，充满无力感，甚至自己也病倒，需要更多资源和帮忙。”

母亲20年前去世后，郑文化发现教堂有不少病弱长辈渴望有人探访，推动他从军职退伍后，到医院进修专业课程，全职当居家照服员。

在案主家人同意下，记者4月12日到台北市文山区，观察他上门为患帕金森症（神经系统退化疾病）13年的退休商人朱正男（81岁）提供居家照顾服务，教他简单体操、为他沐浴，也陪他聊天，让女佣陪轻微失智的妻子出门购物，透透气。

郑文化说，台湾的健保和长期照顾服务（简称长照）网络逐渐完善，为独居、病弱、失能或临终老人提供各种照顾，只要拨通一站式专线1966，就可让专人评估需求，利用资源“在地老化，就近安养”。

不过，他发现在照顾需求和政府资源激增的同时，前线培训有待改善。提供照顾服务的公司一度如雨后春笋般林立，部分业者没有提供足够培训，就让居家照服员“即试即聘”，甚至出现虚报时数领取政府补助的乱象。

郑文化说，关键还是服务素质和心态，应加强以老带新的经验传承、职场培训机制。“有些案主家庭会热情感谢，有些却当你是外佣或外劳，如果只跟感觉走很难做长久，必须先确认服务的价值，不能只想赚更多薪资。”

承接社会安全网漏洞 可减少子女牺牲

在有限的政府预算下，是否应优先承接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让子女无须因照顾病弱父母而得做出个人幸福的重大牺牲？

中华民国红心字会社区照顾服务部总主任徐国强（51岁）大学时就确认毕生志业，要服务最弱势的老人。他目前在大学兼课，担任多家老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评鉴委员，也曾带政府团队到日本和北欧考察。

他分享了一个令他感慨万千的个案：日间托老中心的一名失智老伯，独生子在美国有高薪工作，并在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博士学位。老伯后期失智状况恶化，回家无法洗澡吃饭，儿子因此毅然辞职，放弃还剩一年就毕业的学位，回台找到一份月薪4万元（约1700新元）的工作，并一直维持单身。

徐国强说，这名孝子无怨无悔，愿为父亲改变人生规划，但旁人都感到很惋惜，“如果有长照系统接手，儿子就可以完成最后一年学业再回来”。

他坦言，类似情况依然没有理想解方。独居老人若生活无法自理，只能送到安养护机构。若太难照顾，很多机构都不愿接收，就算入住也只能提供物理约束（绑住）或化学约束（吃药）。

他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与其补助相对健康的长者住进安养护机构，不如提高这类特别难照顾个案的补助，让机构愿意拨出更多资源来妥善照顾，为家人在过渡时期提供必要支持。

老龄化社会成大趋势 企业或需培训应对银发需求

学者认为，老龄化社会已成大趋势，照服员须提升服务质量，企业也或需专人培训来应对银发族需求。

也是台北医学大学高龄健康管理暨长期照护学系兼任讲师的徐国强说，当65岁人口突破21%，老龄化和少子化将进一步演变成街上四五成人都是老人，服务和职业需求都将改变。

他认为，除了照顾病弱老人、陪伴独居长者，照服员还需进一步受训，与物理治疗师合作，更了解老人的个性，为他们设计活动和教材，提升认知功能、训练自理能力。

他也在大学教人工智慧课程，探讨通过更多人机协作，让机器做琐碎的例行公事，让照服员专心与老人对话、提升服务质量。

徐国强说，若要落实“在地老化，就近安养”，除非卧床不起，应避免让长辈住进安养护机构。若病弱仍可自理，可在住家附近接受“性价比最高”的日间托老服务，获得社工、物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员服务，同时建立更完善绵密的社区自助和邻里互助网络，如在社区商店建立“眼线”掌握老人异状动态。

他说，在超老龄化社会，高劳力密集产业将外移，老人关怀照顾需求将增加，需要更多大专培训和专业认证的照服员，可预见更多企业需要安排专人培训，教员工应对老人需求、防止诈骗。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数据，台湾失能人口多达119万人，其中55万人或近半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徐国强说，台湾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相对完备，专业人员职种多元、分工细致，教育和服务体系衔接顺畅，但缺点是许多政策移植国外经验、各部会协调整合能力不足，政策也因政党因素往往缺乏前瞻性考量。

鼓励独居老人走出来 是关键挑战

为关怀活跃老人、孤独老人和病弱老人，台湾和新加坡都有“ABC”对策，关键挑战是鼓励老人走出独居角落。

中华长照协会永和据点主任丁中怡（30岁）受访时说，在台湾长照系统中，政府定期评估个案需求，并把个案和预算管理的功能外包到民间的A单位，过后分配资源给B单位执行，而C单位则是具综合性功能的巷弄长照站。

丁中怡估计，全台368个乡镇有超过4700个巷弄长照站。徐国强评估，若加上单纯提供活动场所的社区关怀据点，则有超过7000个据点。

新加坡目前也推行“ABC”三管齐下方式，为健康老人提供活跃乐龄（Active Aging）活动、为孤独老人提供陪伴（Befriending）、为病弱老人提供护理（Care）。全岛270家乐龄服务设施将在2025年后全面升级为“乐龄综合服务中心”（Eldercare Centre），从服务乐龄公寓或租赁组屋，到面向社区所有老人。

记者走访永和据点、以长照咖啡馆模式经营的巷弄长照站，发现功能很多元，有咖啡馆让长者交流、查询长照服务，有教室让长者上运动课和才艺课，也有提供各种免费辅具、健康检测和居服员培训。

丁中怡说，这些年政府提供多项补助、提升社工待遇，也努力简化作业流程，鼓励业者参与，去年也开始严格筛选业者，提升品质管理。

参与活动两年的受益者林幸莹（65岁，资深媒体人）对丁中怡和店长蔡伊婷（35岁）关怀长者的热忱赞不绝口，“台湾有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很有希望？”

她说，活动据点和内容都很好，关键是要说服更多独居老人走出来，她赞扬丁中怡会主动跟里长沟通，把社区独居老人找出来，但无数沉默的独居老人仍困在没有电梯的老宅足不出户，还需要基层更努力上门鼓励。

林幸莹患小儿麻痹症，曾任中央社驻巴西特派记者，以及拉丁美洲最大侨报、巴西圣保罗《美洲华报》总编辑。她九年前回台陪伴失智父亲和中风母亲，双亲都在四年前去世。她参加两三个巷弄长照站，学习肌力训练，常采访活跃老人，撰文分享在群组，每个周末也当古迹导览员，希望晚年精彩不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