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来都坚持在香港拍戏，香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现在没了灵魂，包括我和香港都没了。”

“原本的灵魂是什么？如果你说没有了灵魂，没有了的是什么呢？”

“自由，言论的自由，简单一点说就是人权和自由。我会觉得就是（现在的香港）跟我生活了几十年的香港，是有多么大的分别。”

这是香港知名电影导演杜琪峰最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的专访里，与主持人的一段对话。

这部长达51分钟的专访视频上星期六（11月2日）上线后，马上在香港舆论场激起千层浪，有人称赞杜琪峰的言论反映了他对香港电影精神的关切，但也有媒体站出来发声，要杜琪峰勿以政治骑劫电影工作者。香港已故爱国商人霍英东的长孙、立法会议员霍启刚更以不点名方式批评，称杜琪峰“不应在外国媒体上唱衰香港，让自己的言论成为别人的‘刀’”。

究竟杜琪峰具体说了些什么呢？

杜琪峰在专访开头便分享了近况。他说：“最近是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時候。”这位大导演解释，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并说他以前对构思和电影的信心很强，但“这几年会觉得有很多怀疑”。

杜琪峰接着说，目前有一部电影正开拍，但过程断断续续，甚至质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江郎才尽。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丝无奈。

不过，当主持人问到是受什么环境影响时，杜琪峰没有正面回答，仅笑说：“我猜你比我更清楚吧。”对于主持人进一步追问，有关影响是反映在电影创作上还是个人心情状态时，杜琪峰坚定地表示，他一直坚持在香港拍戏，并强调香港对他很重要。

杜琪峰续说，现在的他和香港都没了灵魂，并称这样的认知可能与他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有关。“因为价值观不同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觉得错，那是不是要将我的价值观完全改变呢？这是我很大的问题。”

至于灵魂指的是什么？杜琪峰毫不犹豫地说是人权和自由，同时表示这两样东西在他以前熟悉的香港是存在的。

批港府撤销资助

谈及执导的系列电影《黑社会》，是否会开拍第三集时，杜琪峰透露，剧本早在2010年就构思好，但当时感觉社会气候不太适合，并因各种原因搁置了。但他说“片中所想的桥段，真的发生了，细节我不讲”。

杜琪峰也在专访中明确提到，若《黑社会》第三集开拍，肯定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他要考虑清楚先才会开机执导。《黑社会》的英文片名为“Election”，翻译成中文即是选举。这部片经常被外界解读为暗藏政治隐喻。

杜琪峰曾分别在代表华语电影最高成就的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三夺最佳导演，代表作品包括《阿郎的故事》《天若有情》《枪火》《黑社会》等。他从影几十年来，多次入围国际电影大奖，是唯一在世界三大影展中担任过评审的香港导演。

在港媒报道中，杜琪峰向来被贴上“性格火爆”“有个性”等标签。但他在BBC专访中谈及亲自发起推动、至今已快近20年的“鲜浪潮”国际短片节，今年首次未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时，脾气明显收敛许多。

“五至六年前，我已经觉得它会出现……如果完结就完结吧，何必纠缠？对吧？”杜琪峰还表示：“如果艺术发展是变成政治上的东西较大，任何艺术发展都会出现问题。”

“鲜浪潮”是一个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和资助的短片竞赛及国际短片展，旨在培育电影新晋。

除了“鲜浪潮”外，香港艺术中心主办的ifva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节也在今年宣布停办。对此，杜琪峰直言“代表这个政府没有信心”，他同时质问：“有信心的政府会这样吗？”

杜琪峰进一步说，这是政府对人民和社会没有信心，并反问道：“它们一直是很受欢迎的（活动），（官方）为什么要撤销？”话锋一转，杜琪峰更批评官方应该撤销的活动却不撤销，例如烟花汇演。

他指出：“放些烟花就当香港很繁荣，你骗谁啊？阿婆也骗不了……所以我说当这些艺术所有的事，某些社会上的东西完全政治化的时候，伤害很大。”

在专访的尾声，杜琪峰承认自己是在同辈或者香港知名导演中较敢言的，并表示他相信香港《基本法》。不过，面对主持人提问“你现在仍然相信？”时，他脸带笑容回答说：“（我信）原来那个（基本法）。”

杜琪峰被亲北京港媒批

杜琪峰的专访出街后不久，被香港许多媒体转载和报道。其中，亲北京的港媒《大公报》星期天（11月3日）在脸书专页“大公评论”连发两则短评，内容包括点名批评杜琪峰的专访言论是杜氏歪理，更质疑杜琪峰在专访中想讲的可能是“‘放肥佬黎’就可以当香港好繁荣”。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绰号是“肥佬黎”。

《大公报》也在星期一（11月4日）刊登署名文章《杜琪峰应尊重香港电影》，指杜琪峰在BBC专访中说的某些话，着实令人不敢苟同，尤其将如今港产片的困境简单总结成所谓“政治因素”，并形容作“失去灵魂”。文章批评，这对许多目前仍在努力不懈创作优秀电影的电影人有欠公允，对于香港电影业发展更没有任何好处。

文章还说，其实杜琪峰说香港没有言论自由，实在说不通，因为他能够接受BBC专访，还可以公开说香港没有言论自由，本身就是香港言论自由受到保障的证据之一。

相较于《大公报》的一连串猛烈炮轰，霍启刚在脸书的发言则相对收敛。他在脸书发文指出，最近有言论将香港电影行业面对的困难，简单地与政治问题划上等号，说到个人“处于创作低潮”，并归咎于香港当前政治气候，声言自己“和香港都失去灵魂”。

霍启刚形容说，这无疑是非常自私的言论，既忽视了电影行业困局背后的多重因素，也抹煞了电影人才的努力。

霍启刚还在贴文中写道：“此等言论对一直默默耕耘的业界，不公道、不公平，如果有心推进电影业继续向前，更不应在外国媒体上唱衰香港，让自己的言论成为别人的‘刀’，伤害与香港并肩同行的电影工作者。”

香港电影业的审查

香港曾因发达的电影业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并孕育了吴宇森、王家卫、杜琪峰等风格独特、鲜明的导演。但是，随着市场环境变化、中国大陆影视力量崛起，香港电影开始进入低迷时期。

不少香港电影工作者近20年来北上，以陆港合拍片模式拍摄制作电影，不过由于要面对大陆官方的审查，有评论认为传统香港电影中天马行空的创意大大受限。到了2020年北京颁布《香港国安法》，香港言论空间更进一步收紧，杜琪峰在访问中不时欲言又止，就是例证。

除了《香港国安法》，官方也对电影审查设“红线”。香港立法会在2021年10月通过《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规定电影检查员在评审电影时，须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

同时，如果香港政务司司长认为上映某些影片不利于中国国家安全，可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对该影片发出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修例也对上映未获豁免或核准的影片施加较重罚则，最高刑罚提高至监禁三年、罚款100万港元（约17万4100新元）。

国家安全因素是什么？不利于中国国家安全又怎么定义？香港一些电影业人士当时就此提出质疑。有观点认为，由于条例没有说明客观标准，很容易造成自我审查，影响创作自由。

有香港网民说，在过去三年来，至少有10部以上的电影被认为可能有政治问题，而不能上映。

回到杜琪峰的“没灵魂”言论，粉丝数超过13万人的微博视频博主“少述派”评论说，杜琪峰担忧的是电影工作者若失去记录和表达自由，电影就沦为纯娱乐产品，缺少对社会的洞察与反思，无法回应时代背景和集体记忆。

香港电影在全球电影圈独具一格，但若与90年代的辉煌时期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刻画还是出圈度，近年来确实黯淡了不少。

杜琪峰那一代人所拍摄和想象的香港，曾经是大中华地区自由灵魂的代表，百无禁忌、放任鲜活，讲究高度娱乐性之余，也不乏人文厚度。未来的香港电影会是什么样子？是规规矩矩、充满正能量，保留一点那种似曾相似的狡狯和市井，和对社会一些现象的批判，但尽量避开政治、避开敏感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