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无法否认，相对其他职业而言，医生和护士的确享有较崇高地位，因为他们从事救急扶危工作，这工作在社会发生医疗危机时尤为重要；不管是社会赋予他们的，还是他们自觉扛在肩上的，这就是他们基本责任。如果未能好自己，就驳斥别人“道德绑架”、甚至有意无意地绑架了“道德绑架”，并且以不容商讨之姿胁迫政府接受自己诉求，这等同把香港市民的衞生权益当作政治抗争的手段，恐怕已超出其责任范围。

确实，在深陷二元对立的当下，我们很容易基于某种情绪而对异见人士进行“道德指摘”，也很容易因为某些信念而指摘对方“道德绑架”；然而，问题不在于我们应否或怎样指摘和自己持相反意见的一方，而在于我们能否用同一套“道德标准”来衡量各方。

谁高举“政治正确”？

可以设想，上述内容或许会惹人非议，因为在修例风波过后，它极其“政治不正确”，甚至会被“揶揄”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政治正确”——即为避免对“蓝丝/政府/中央”造成冒犯的意识，而在当下“唯黄独尊”的时空中，不冒犯“黄丝/本土/民主”似乎比较“正确”。只是，《香港01》从来都不是“蓝”也不是“黄”。

诚如没有人敢不近人情地提出医护就应该站在抗疫最前线、或者不合时宜地指摘医护罢工是“自私”或“怕死”一样，就算心里时不时冒出个小声音在反问“医护罢工好似唔系咁好”，但大多数人在需要表达意愿的大多时候，仍然选择了“跟大队”——坚决站在无论是政治或道德都“必然正确”的一方，即支持医护为了“不送死”和“挽救香港市民”而罢工。

当支持医护罢工是“政治正确”的，医护所为也都是“正确”的，那些提出质疑的就是“政治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食物及衞生局局长陈肇始上周六出席港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谈及医护罢工一度哽咽落泪、称担心他们的情绪、安全及公立医院的服务质素时，坊间普遍质疑陈肇始是“猫哭老鼠”，又揶揄她应亲临病房体验前线压力；然而，同日“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宣告罢工、同样因为一时感触而哽咽落泪时，不但没有人质疑她的流泪到底是真诚还是假意，甚至有不少市民为她而动容、纷纷留言答谢。本文无意探讨谁真谁假，更值得思考的，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信者恒信，疑者恒疑，而智者只讲证据，但是，我们的社会，还能理性冷静地讲证据吗？

充斥着政治偏见，煽动着政治情绪，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都试图透过不同的政治事件，迫使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服膺于这种“政治正确”，藉此巩固反修例风波所抢占的政治地位。在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中“不战而胜”的泛民主派，从反修例运动中尝过被“政治正确”带着走的“硕果”后，在“全面封关”的论争中自然主动“政治正确”—讽刺的是，他们一边厢支持医护罢工这“政治化”行动，另一边厢又怒斥特首林郑月娥拒封关是“政治化疫情”。至于受特区政府及反中情绪所“拖累”、在区选中溃不成军的建制派，似乎也学会了“政治不正确”的教训，个别大党在“全面封关”的问题上，更是紧跟“民意”，令民粹继续发酵。

问题是，连林郑月娥也在两种时空的“政治正确”中摇摆不定，分析指她可能于反修例风波后“有心魔”，担心从紧防疫会惹起“政治化”炒作，却忽略抗疫最根本的战略是“安民心”，不但导致特区政府反应滞后，反而令“政治正确”的抗争有机可乘，使得当局进退失据。

例如，2003年经历沙士一役，当局为鼓励潜伏在社区内的非本地病患接受治疗以免传播病毒，决定不再向法定的急性传染病患收取费用；这施政原则和政策方针本身无可厚非，但当港府日前（1月28日）重申新冠病毒的非本地病患可豁免医疗收费后，旋即引起市民不满、担心鼓励大陆病患涌港求医，林郑月娥就马上推翻过往政策，宣布会向有关病患收取费用，以免制造诱因——殊不知，国家医疗保障局早已公布确诊及疑似的新冠病毒病患可藉医保报销，而医疗费用也全由大陆当局负责。有趣的是，监于世界衞生组织上周四（1月30日）宣布将新冠病毒列为“国际公共衞生紧急事件”，而根据《医管局条例》，有关病患入住公立医院毋须缴付医疗或住院费用，倘继续向非本地病患收费，或抵触该例。

谁丧失科学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支持“全面封关”的，就一定是基于“政治正确”，但当我们讨论有关防疫措施时，一定要用科学说话。

“防疫政策只可基于科学，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考虑必须摒弃。”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世衞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曾多次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项重要的防疫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支持这个“非政治”论调的专家和市民，同时也支持“医护罢工”以迫使当局“全面封关”，在他们看来，“全面封关”就是“基于科学”的考量。

然而，只要细看“医管局员工阵线”等多个自反修例运动应运而生的工会组织，最早于1月22日发表的联署声明，足可见“全面封关”这诉求少不了耐人寻味的政治含义，而所谓“科学考量”也有欠全面。首先，他们所谓的“全面封关”，其实只是“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因为疫情已扩散至全国各地，若要防止疫情在港蔓延，必须从源头（大陆）隔绝病毒，故要阻止所有有可能受感染的大陆人入境香港——即只针对大陆人。

然而，有可能传播病毒的入境者，就只有大陆人吗？在农历新年期间曾经回乡探亲的30万香港人、数十万每日因工作来往两地的香港人，其感染病毒的风险，就一定比大陆人低吗？如果两者皆是，当中的科学理据是什么？无可否认，香港医疗水平较很多大陆城市先进，普遍而言香港人的卫生意识也比较高，但是，这就能作为他们完全不会传播病毒的理由吗？

其实，自武汉封城后，大陆当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众外游，加上民心虚怯，以往在农历新年期间所出现的人员流动已经大幅减低。据特区政府统计，新春期间的跨境人流中有超过七成是香港居民；而当港府于1月30日凌晨起实施“局部封关”后，入境的大陆旅客人次更分别由1月29日的27,780人次，递减至1月30日的19,555人次、1月31日的16,058人次及2月1日的13,382人次，分别占总入境人次的11.8%、12.2%、11.4%及9.7%。

试问，其余那超过七成的香港大军，就一定比这一成多的大陆人健康吗？诚然，从人道角度，即使那些香港人存在感染新冠病毒风险，我们也不可能对他们置之不理、要求他们滞留大陆，但我们也绝不能断言，他们一定不会带来社区爆发的危机，又或者言之凿凿地断定只有大陆人才会令疫情在港扩散。

另外，翻查“医管局员工阵线”首次提出“全面封关”、即1月22日当天的确诊数据，当时全国确诊547例，当中有444例集中在湖北，其次分别是广东（26例）、北京（14例）、浙江（10例）、上海（9例）等等；“医管局员工阵线”基于此确诊规模，提出全面“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按照有关逻辑，截至2月1日，与香港交往频密的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及澳洲等，已分别确诊20例、19例、16例、12例及10例，香港是否应该更主动积极地“真全面封关”、全面孤岛化，即不管旅客来自什么地方，都不再容许任何人士出入境？

无可否认，从公共衞生角度而言，全方位的“全面封关”可能是隔绝疫情的“最理想”方法；然而，在现代医疗环境中，起码从香港过去二十余年来经历过禽流感、沙士、猪流感等疫症的经验而论，却从未需要因此而实施“全面封关”，因为当局制定公共衞生的策略时，必然需要考虑多方因素，当中必须衡量“全面封关”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与所面对的疫症风险是否相称，也必须顾及任何措施在实际操作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而不是藉着市民对疫情的恐慌，鼓吹排外的仇恨情绪、发动激进的政治行动、主张极端的防疫措施。换言之，在“绝不封关”与“全面封关”之间，还存在很多可行方案、会带来不同效果，不应简单地一刀概论。

疫情持续肆虐，大家更应该秉持科学精神，要求当局时刻掌握形势、紧密披露事态发展，再因应每天的变化，研判究竟“怎样封关”，又应该“封多少关”。当局甚至应该对“全面封关”持开放态度，与各方专家坦诚交流，从而制订一系列衡量疫情严重程度与相应防疫抗疫措施的对照表；一旦情况恶化至生死存亡的关头，香港恐怕不止要“全面封关”，更需要实施“全面宵禁”等极端措施，从各方面禁止市民之间的社交接触，以免大家一起“揽炒”。

香港公营医疗体系超出负荷是残酷现实，医管局管治流弊丛生也亟待改革，前线医护长期人手不足、压力面临“爆煲”、忧虑沙士重演等等都很值得理解；然而，控制人流、全面封关和医护罢工，是三件本质不同的事，根本不应混为一谈，更不应放弃理性、科学、专业。

从“讨厌政治”到“热衷政治”的香港人，不可能看不出是次“医护罢工”所渗透的政治意味，是企图延续自修例风波以来所鼓吹的“反中”情绪和“区隔”思维。无可奈何，一个香港坚持与大陆区隔的政治群体已经诞生，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他们很醒目地不再自命“港独”，但面对香港社会的诸多问题时，仍然会错误地把所有不满转嫁到主权层次，再透过各种鲁莽行径发泄不满、通过激进手段胁迫当局。撇除所有现实考量，他朝有日，当这个群体完全令香港变成失却理性、友爱、包容的孤岛，那又是我们想要的香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