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周报

作者：冯希城

“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不离开的爱。”——新冠病毒肆虐逾月，人命关天，全国各地先后有近6,000名医护人员赶赴湖北支援抗疫工作；但千里之外的香港，有医护工会发起声称逾9000人参与的罢工，图迫使特区政府“全面封关”隔绝大陆人，防止疫情在港蔓延。沙士（SARS）的惨痛教训的确历历在目，“自救才能救人”也是人性使然，但连日的“罢工”及“封关”纷争夹杂不少情绪和偏见，有的高举“政治正确”，有的绑架“道德绑架”，实在难以聚焦科学讨论，更令香港相形见绌。失却昔日耀眼的理性、友爱和包容，香港虽尚未封关成孤岛，心态上却已自成孤岛了。

相信有人会马上反驳，“不要‘道德绑架’香港人，也不要‘道德绑架’香港医护”云云，甚或有人会揶揄，“这么大爱，你‘道德绑架’自己好了，支持你去湖北抗疫，也支持你到病房体验前线压力”等等——这种情绪宣泄，可以一笑了之，但无助于讨论甚至解决问题。不过，关于“医护罢工”的论争，我们倒可以从“道德绑架”说起。

谁绑架“道德绑架”？

所谓“道德绑架”，意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从而左右对方行为。在“医护罢工”的论争背景下，当“医管局员工阵线”提出“全面封关（促请政府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否则发起工业行动后，“拒绝道德绑架”便成为医护罢工的最大底气，更是支持者反驳行动被指“置港人生死不顾”的最强理由。

他们最初的逻辑是——救人是医护职责，但当政府未能做好防疫工作，却要求医护抗疫，等同推他们白白送死；然而，“医护”不必然要为“救人”而“送死”，“医护”也不必然要为“救人”而放弃争取自我保障的权利，因此，“医护”可以为了“不送死”而“不救人”地“罢工”，所以，人们也不应该以任何约定俗成的职业道德或伦理道德为由，反对甚至责备医护罢工。

为了强化“医护罢工”的道德合理性，支持者还动员市民在社交媒体“手动转”（分享贴文），为行动进行“道德松绑”——“本人在此声明：无条件支持前线医护包括罢工的任何决定！医护都系香港人，都系得一条命，无必要为无能政府牺牲自己！”——“政治正确”也好，“同生共死”也罢，确实没有太多人会“不近人情”地指摘医护罢工是“自私”或“怕死”，而只要“应被救”的市民也认为“不被救”不是问题，那么为了罢工而“不救人”的医护就没有问题了。

稳住了支持者、减少了反对者，下一步是推进“医护罢工”的道德正当性——“罢工”不只是为了自己“不送死”，更是为了令全香港人都“不送死”；因为香港公营医疗体系早已不胜负荷，一旦新冠病毒大规模散播，后果不堪设想，故只能以绝望手段迫使政府从源头堵截病毒——正如“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在召开会员大会决议罢工前夕（1月31日）强调，“医护不想罢工，是政府逼我们去绝境”；至工会于上周六（2月1日）以3,123票赞成、10票反对、23票弃权通过将于今日起（2月3日）罢工五日的决定后，余慧明也一再重申罢工是“被政权逼出来”，她甚至哽咽道：“为了让香港有未来，我们别无他法。”

一声声“医护无奈”，一句句“罢工救港”，“医护罢工”成功从“道德绑架”站上了“道德高地”—将迫使政府“全面封关”以维护“港人未来”和“生命安全”，是或成自己义不容辞（或迫于无奈）的责任。然而，回过头来思考何谓“道德绑架”，罢工发起者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道德绑架”了医护人员、普罗大众及特区政府？甚或，大家是否都被“道德绑架”所绑架了呢？

以“医管局员工阵线”于1月23日、当香港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后发表的新闻稿《政府无能，港人自救》为例，文末提及“现在香港出现确诊病人，完全是港府管治无能而引入已知病毒，此乃人祸，并非天灾”——以此逻辑，至今除大陆外已传出疫情的近3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俄罗斯、日本、台湾及新加坡等地的政府，是否都因为“管治无能”而导致“疫症人祸”？只是，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流物流交往频繁，和传染病的迅速扩散息息相关，我们是否能简单地归咎政府、让他们背负“送人去死”的“道德罪名”？

再如新闻稿中又提到“为挽救香港市民的性命，医护必须集合所有力量向港府施压”——这又是否把“挽救市民性命”与“所有医护力量”作“道德捆绑”？

其实，判断个人或群体是否“道德绑架”有两大前提，一是其有否达到最基本的“道德责任”，二是有关“道德标准”是否过高或不切实际；如果无法达到有关底线却又动辄就把什么都称之为“道德绑架”，那恐怕这社会就不再需要“道德伦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