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已衍生自杀个案

事实上，香港过去两个多月已出现多起因修例风波而死亡的个案。

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当天，一名示威者从太古广场高处不幸坠楼身亡，其后引发另三起同类事故。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6月至7月，该会收到的求助数字显著上升，从今年3月至5月的八起，急升至6月和7月的42起和114起。其中涉及近日社会事件而求助的个案，在6月至7月的25天内多达156起。

该会主席黄祐荣分析，这156起涉及社会事件的求助个案来自网上或热线，求助人以男性居多，“对政府感到不满”因而困扰者最多，其次是“对示威活动感到情绪困扰或不安”。

“连侬隧道”血案 三人受伤

情绪极度困扰的港人，甚至因此行为激进失控，例如本月20日凌晨，将军澳“连侬隧道”发生的恐怖血案：一名携刀中年男子与两名“守墙”女义工发生口角后，挥刀狂劈两女，一名上前试图制止的男子也遇袭受伤。凶徒潜逃中国大陆逾13小时，返港即被捕。

据悉，该中年男子从事导游工作，以接待大陆旅行团为主，怀疑因时局看法以及近期收入受反修例活动影响大减，一周前在给友人的短信中称“想打暴徒发泄”。事发当天疑在酒精影响下闯出大祸。

倾诉比争辩更有利心理健康建设

反修例引发连串示威冲突，香港社会矛盾持续加剧，情绪饱受困扰的焦虑港人已经出现“精神健康疫症”，社会近期开始聚焦“怎样走出困境”。

香港注册临床心理学家黄玫芳建议，港人应先留意自己接触反修例活动信息时，是否感觉很辛苦。如果情绪持续不稳，可考虑暂时避看相关新闻或参与相关讨论，然后投入平时喜爱的消遣活动，并向他人倾诉感受，尽最大可能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下来。

然而，反修例风波已经凸显社会撕裂严重，各有看法各持己见的人们，不但极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完全无法与人交流，甚至极可能随时爆发不和的局面。黄玫芳因此建议，公众就社会事件找人倾诉须有技巧，关键是“对象要对”，必须找同理心较强、更能安慰自己的人。这类倾诉比起无尽的争辩，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建设更为理想。

世代虽隔阂 还是要沟通

反修例抗争者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不少家长觉得难与子女沟通，社会世代隔阂明显严重。

从事亲子调解已近10年的社工梁淑瑜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她工作的中心，以前月均接获50起个案，近两个月大增至70起，很多个案都和反修例风波有关。

她说：“我们做调解工作时，会劝家长和子女互相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讨论事件的对与错。

“譬如，我们会请子女体谅父母的苦衷，另一方面会促请父母不要急着抱怨子女，而是等子女有空的时候一起探讨问题。这样的沟通会更有效，双方关系才会缓和。”

缓解港人情绪 民间机构伸援手

反修例风波导致社会出现紧张，不少港人的情绪备受困扰，香港一些民间机构最近开始伸出援手。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推出为期六个月的志愿诊症服务，为有需要者提供初步精神健康评估和治疗，每次费用上限为800港元（141新元），至今约有50名精神科医生参与计划。

针对反修例运动出现大规模年轻化的现象，一些民间机构及社企联合发起“和与解校园愿景”，建构精神情绪支援网络。

当中，有学生自发组成“心聆树窿”，每次摆设在街上三四小时，让人诉说心底话，利用这个方式倾听不同人的心声。发起人杨泳琳忆述站在街上时，吸引了不同的群众上前分享，更有人将平常不敢告诉家人或朋友的事，全部告诉了他们。

最让杨泳琳难忘的个案之一，是一名老人家在街上激动地骂她，质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中国人”，之后却对她说，其实他自己根本没机会与人分享立场，因为他担心年轻人不愿聆听。

解决问题关键在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普遍认为，要解决（反修例风波）问题的最关键因素是特区政府，并呼吁当局应了解抗争者的诉求，进而解决根本问题。

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何永雄认为，若港府认为“宣告《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已等同回应了市民诉求”，既然意思一样，可考虑直接“撤回”，以释出沟通的善意。

何永雄表示，他明白港府未必认同民众的诉求，但部分争议较少的诉求例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获得各界认同，当局可由此打破困局，大多数市民都在等待港府伸出友谊之手。

有反修例者日前在记者会上，发表近期在网上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该项调查设定了“零分为最悲观、10分为最乐观”的评比分，结果显示受访的3万7500名港人，对香港整体前景的乐观指数只有3.09分，看法相当悲观。

香港政治观察者普遍认为，即使港府回应抗争者的五大诉求，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如果当局一再逃避，并对市民诉求“冷处理”，只会引发更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