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抗争场景已从最初大规模游行要求撤回修例（左），转为前晚相对冷静的牵手筑人链（下），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戴庆成／法新社）图片合成／蔡新友

香港6月初爆发的反修例风波至今已超过两个月，抗争行动从最初大规模瘫痪交通引发警民冲突等激进方式，发展至前晚沿港铁线筑人链，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的冷静。多项研究与调查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媒体和互联网过去两个多月全天候24小时紧贴最新发展，港人社交与家庭话题离不开反修例风波，精神健康疫症趋势已浮现社会，深陷焦虑的港人身心状态，也已成为关注点。

阿朗（化名，18岁）今年刚高中毕业，在过去两个月参与了大部分反修例游行活动。过去这些日子里，阿朗的情绪经常起伏不定。

阿朗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有时候我会突然从梦中惊醒，一些冲突场面的影像在脑海里盘旋，挥散不去，情绪会跟着变得低落，彻夜失眠。”

除了面对来自家人的压力，也因为特区政府一直没正面回应反修例抗争者的诉求，阿朗心里充满了无力感。早前，阿朗得悉有人因修例风波轻生，他一度也出现了同样念头。幸好也就是在那一刻，阿朗突然惊觉“必须正视问题”，于是寻求心理辅导机构帮助。

辅导人员开导阿朗，轻生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还会影响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太投入抗争活动，接收相关信息时须冷静，适可而止。

阿朗接受辅导后，一直压抑在内心的负面情绪，终于释放。

社工：家庭成员立场对立 关系恶化

像阿朗那样参与反修例活动的香港人，近来心情普遍不好受，站在对立面的建制派支持者，同样陷入类似困境中。早前致电电台节目的一名家庭主妇，抱怨参加反修例活动的子女“从不告知去向，多问两句就不理睬我”。

该家庭主妇慨叹，只能从子女与朋友的电话对话中偷听到他们到反修例现场做护士义工。她坦言身为人母，十分担心子女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并认为香港教育制度有问题。

在港岛上环区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的吕鸿宾，近期也明显感受到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焦躁氛围。他向《联合早报》记者举例说，有街坊向他诉苦，由于对港府修例的看法不同，家庭成员互不理睬。子女参加抗争活动，父母担心子女安危或误入法律禁区而心力交瘁，但子女对父母的忠告，完全听不入耳。

吕鸿宾说：“很多家庭的关系变得日益恶劣。有家长对我说，女儿参加反修例活动，她一气之下就去参加撑警集会。”

社区近期的氛围，也与往日大不相同。吕鸿宾指出，以前街坊即使看法不同也相安无事，近来则不时看到挑衅和不理性叫骂，火爆话题挑起的情绪异常激动。

调查：精神健康疫症趋势浮现

香港6月初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反修例抗争游行，由于特区政府一直没正面回应游行者的诉求，导致抗争活动不断升级，街头冲突不但愈演愈烈，甚至扩大、蔓延至多个社区，封堵道路、瘫痪交通和机场，以及展开罢工等场景接连出现，局势急剧恶化。

香港最近公布的多项研究和调查都显示，反修例抗争活动已造成香港社会严重撕裂，不少香港人饱受困扰，情绪跌至谷底。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布的数据，反修例活动爆发后，该院在6月22日至7月7日期间向1269名成年人展开的调查显示，香港抑郁症比率已从2014年“占领中环”期间的5.3%，升至9.1%，即每10个港人当中，有一人可能患上抑郁症；而出现自杀念头的比率，也从3.6%增至4.6%。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指出，由于患有严重抑郁症或有自杀想法者可能更少与人接触，上述数字有可能被低估。

他说，从流行病学而言，如今香港社会已是“精神健康因严重社会事故引起的疫症”，最大忧虑是无法知悉趋势是刚开始出现，抑或已发展到顶端。

香港一些教育机构及教育界人士在本月进行“学生身体状况及情绪需要”调查，结果发现，受访学生有七成二反映，观看反修例活动的信息后会出现食欲不佳、失眠等症状，当中四成学生情绪因此受影响、一成学生出现与创伤后遗症相似的症状。

港人开心指数将持续下跌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教授黄成荣的研究也发现，未满40岁港人的开心指数在“10分为满分”的调查中仅得6.8分。他预估港人在反修例风波后，开心指数将持续下跌15%。

黄成荣指出，目前参与反修例活动的香港年轻人出现了三种状态，分别为“被动员”“战事式参与”和“焦虑及抑郁”。

处于“被动员状态”的港青，或受家人、朋友、社会氛围影响而参与行动；“战事式参与”则多数是自愿站上前线，这一大批港青清楚知道，参与抗争可能造成自己或他人伤亡，部分港青甚至随身携带遗书。

黄成荣分析，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参与者愈发投入，对事态的发展就愈感无力，甚至会因看不到前路而绝望，并逐渐发展出焦虑和抑郁等症状。他不排除有人因而萌生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