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被地产霸权绑架，上楼无望
再退一步，如果无法治本，能否治标？学习新加坡组屋模式，让人人都有地方住。这样即便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至少可以保证不闹事、少闹事。以香港的经济状况，基础的服务业岗位不少，穿衣吃饭解决起来不困难，可就是迈不过房屋问题这道坎。
几位特首中，董建华推出过“八万五计划”，计划每年增加8.5万套私人房屋及居屋，以十年的时间使得香港7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解决1997年已经飙升至一平米8万港币（1.39万新元）的房价。可当年赶上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楼价跳水，最严重时跌了差不多7成，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以及大地产商坚决反对，“八万五”跟今天的《逃犯条例》一样，很快“寿终正寝”。现在吃后悔药，空谈如果当年坚持“八万五”，现在房屋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一声叹息。
“八万五”之后，港府改变了房屋政策，居屋和公屋几乎停止，每年供应量比起需求杯水车薪。每年落成的私人住宅大概1万多套，是九十年代一年房屋供应量的1/3至1/4。新房供不应求，价格自然炒上天。2003年之后，香港经济开始转好，房价渐恢复至1997年水平，现在又翻了一倍。到了梁振英、林郑的时代，是轻舟过了万重山，说什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大批年轻人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去排队等公屋。公屋的排队时间平均从原来的3年变成5年多。香港现有安置着约一半人口的公屋和居屋，绝大多数来自殖民地时代。
香港尺寸之地，看不上这块地方的，早就移民去美国澳洲加拿大。留在香港的进无可进，退无可退。近几年国家提出去大湾区创业，可大学入学率18%的香港（不算专上教育），能去创业的始终是少数。若给人打工，大湾区的工作机会，与港人的一般专业不匹配。大湾区给了踏实肯干、志存高远的港青锦上添花的机会，可对广大需要帮扶、期望领“差不多的薪水”、凑合过日子的年轻人，也没有太多帮助。
说回香港本地，如果排不上公屋就只能高价去租房、或者住劏房，要么啃老。这样结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结了婚实在没地方住就各回各家。在内地，如果觉得北上广深压力大，可以退到二线城市，不行再往后退。小城市挣得少，消费相对低，欲望和诱惑也少。而香港偏偏贫民区和一个包就能卖几万的尖沙咀、铜锣湾等就几步路，十里洋场物欲横流，想眼不见为净，清心寡欲，实在不容易。
政改症结难解，民怨无处发泄
很多人说，香港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极少数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通过房地产绑架本地中产阶级，又以庞大的经济势力绑架了政治。包括特区政府在内的建制体制，统统“摆不平”大资本家，因此房屋问题无法解决。
港人曾经把普选当成救命稻草，希望以引入更多下层声音，淡化特区政府精英色彩，稀释大资本家话语权，打破“官商勾结”的循环，解决某些问题。在这些人看来，如果可以实现普选，即便问题得不到解决，特区政府认受性的增加，也能多少发泄一些港人心中的怨气。届时特首是自己选的，做不好只能换届换人试试，不必怨天怨地。
这部分人，显然迷信于西方民主选举，只看到了表象，等到香港真的被搞乱了，那时候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何况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何曾有过民主选举？再何况普选事关“一国两制”的重大政制改革，基本法里也写得一清二楚。
香港于是陷入某种死结：经济上，香港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不向国家交税，经济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畴，国家可以把香港纳入“大湾区战略规划”，但是没有义务、也不方便替香港解决“创新科技、房屋土地”等问题。政治上，某些人想隔绝于“一国”之外，享受“半独立政治实体”的自由，也是痴人说梦。“一国”兹事体大，香港这一制再特殊，也大不过一国。宁愿没有普选，也不能有带“分裂国家”倾向的候选人出现。
结果就是政治经济两头卡。港青“上流、上位、上楼通通无望，只能上街”，所以就成了一堆干柴，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人煽风，都是一点就着，无限上纲埋怨港府和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到了临界点的香港，向上要大开大合看问题，重新梳理思路；向下要重拾理性和耐心。当务之急是摒弃暴力和恐怖行为，依法惩治不法之徒，回归法治，以便在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为香港社会赢得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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