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博宁 

近来因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之事。明明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三次致歉、表明条例“寿终正寝”，可事态没有缓解，反而多点化，常态化、暴恐不断升级。示威者不单在政府总部、立法会所在的金钟闹事，还蔓延至沙田、上水、上环、将军澳、湾仔等地，逢周末就搞事。

香港的政治运动自2012年就没有断过。上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就赶上“反国民教育”，政府向学生妥协，国民教育至今没有影子。201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改的“831决定”，导致同年底为时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2015年，香港政改失败。2016年2月，旺角发生暴乱。同年立法会宣誓，六名本土派议员口出污言秽语，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动用释法权。

2017年，新一任行政长官上台，形势有所缓和。可消停不到两年，部分港人又借《逃犯条例》疯狂反扑，强行冲入立法会及其他地方，把警察打得重伤，手段残暴血腥。香港出现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表象多种多样，可追根究底，矛头都指向香港政治经济深层次矛盾。回归22年来，这些矛盾没能很好解决，反而更加突出。戾气深重的港青，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耐心，大有“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之势。

科创曲高和寡，缺乏社会基础

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到底怎么解？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出路，靠科技创新就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出不了苹果、华为、阿里巴巴，有三星、台积电、大疆、星巴克、喜茶也能极大帮助香港，摆脱产业的极端畸形。

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人尽皆知。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港府也并非没做出努力。回归伊始，董建华提出数码港、中药港、红酒港、香港科技园，2015年成立了香港创新科技局。可创新最重要的是整体社会气氛和人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后者，政府再怎么支持都是虚数。

从传统上看，香港是功用型社会，和“创新”二字没什么缘分——这从今年刚放榜的12名香港状元，10个都去学医就可略窥一二。香港社会对专业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学习好的人，朝着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师、公务员全速奔去。这些职业薪水优厚，能达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甚至更多，是跨越阶层的捷径。可它们对社会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对把饼做大、发展生产力，没有根本性贡献。

科创氛围还需要基础教育推动。而香港的初中阶段，虽有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但没有强制升学考试，落实课堂教学成果。高中课程改革之后，高考科目是中文、英文、数学、通识以及两门或以上自选科目。可选范围有经济、地理、物理、历史、文学、计算机、实用科目等等，学生往往出于现实主义选择实用学科。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基础自然科学知识，不容乐观。

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固然可以引进人才。在此策略之下，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可走进高校的理工科实验室，内地背景的教师学生占了大半壁江山，外加一些非华人，本地人凤毛麟角。总体来说，香港的科研水平，与本地社会交集不大。科研人才出于多种因素，择业大都不留在香港，因此空有实验室高水平，难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高附加值产业，本地（香港）青年受益不多

前路走不通，香港立足巩固基本盘，发挥传统优势当“掮客”，为中国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务，行不行？答案是肯定的。回归以来，在中国崛起、中央扶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础上，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稳中有升。航运和贸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后，香港又发展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保险中心等角色。

这些确实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来自全世界的非华人，世界各地出生长大的二代华人移民，移民又回流的港人，国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内地人（大陆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引进人才等等，全在分这杯羹。有机会抢这块蛋糕的港人，怎么也是中产阶级以上，大多从小念英文学校、大学上中港科（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或者直接出去留洋。

基层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读书，争取机会呢？在香港，升学看出身、比财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内地（大陆，下同），世袭制、赞助制等教育精英化、贵族化现象大量存在，教育固化阶层是既有社会现实。想通过教育翻身，在香港比在内地难。也正因如此，众多回归之后带给香港的机会，基层年轻人并没有分到多少。他们能看到是：回归前只是有些洋人抢机会，现在又多了一大批来香港“搵食”、与本地（香港）社会感情联结不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人。